【长城】拜谒韩文公祠

 

拜谒韩文公祠                         文/张宝树 新年伊始，天津文友一行赴南粤采风，专程在潮州拜谒了韩愈韩文公祠。这已是我多年的夙愿了。 因为热爱文学、结缘散文，我对倡导古文运动的韩愈先贤素来景仰和崇拜，所以步入景区，我就特别留心，生怕漏掉一处景点、一件文物。 文友们先在偌大的石雕书卷前合影留念，书卷上刻有韩愈的警世名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而后，我凝神仰望，只见韩文公祠坐拥三峰怀抱（中双旌石、左象山、右狮山），远见祠前白石牌坊气宇轩昂正居中。青山叠翠，蓊翁郁郁，韩文公祠更显巍峨肃穆。登上31级石阶，瞻仰那八柱五开间的石牌坊，高耸大气，“韩文公祠”四个大字系1984年2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莅潮视察时题写的匾额。过白石牌坊，又登51级石磴道，方至韩祠近前。韩文公祠一派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古朴典雅、仪态端庄，水磨砖墙，严丝合缝，绿意茸茸，将韩祠正门上方那蓝色的五个行书大字“韩文公之祠”映衬得淡雅肃静。进祠后，一路仰视，悬于前座、正座、明间、梁下的木制匾额琳琅满目，其中有当年广东市委书记林若题写的“三启南云”、原南京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刘海粟手书的“万世师”、汕头大学校长许涤新重书的“尊贤有祠”，还有重臣、名家题写的“吾潮导师”“泰山北斗”“百代文宗”“今古同仰”“名以文传”等等，让人目不暇接。听说韩祠内还珍存有宋、元、明、清各代碑刻四、五十面，我在祠内重点看了几面有重要文献价值的碑刻，如明代正统八年（1443）的《增修韩祠之记》、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的《太守丁公配享碑记》、清乾隆二十四年重刻的苏轼的《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等，边看，边拍照，久久不忍离去。接着，等我环视了祠内南侧“天南碑胜”的当代碑廊，游览了近年辟建的“天水园”“橡木园”和侍郎阁，又怀着虔诚之心瞻仰了多座韩愈的塑像，特别是参观了后山平台上的“韩愈勤政廉政纪念馆”之后，关于韩愈的高风亮节、韩愈刺潮的丰功伟绩和韩愈在潮州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韩文公祠的历史沿革等，更令我思接千载、心潮难平，仿佛与先贤共沐岁月风雨，同尝历史沧桑一样。 我在韩文公祠内流连忘返，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哪里能看得过来呢？仅凭我之所见，我早已倾倒、拜伏在这座祠堂之上了。潮州韩文公祠，在我看来，在全国也算得上首屈一指的历史名人祠了，其地理环境之秀美巍峨、祠堂内景点布局之精巧完美、祠堂文物古迹之珍贵丰富，尤其是给拜谒者造成的那种层层登高、步步瞻仰、令人肃然起敬的视觉效果和凭吊先贤的那种心悦诚服的心理感受，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我参观类似名人故居、祠庙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说起来，潮州的韩文公祠自古以来是经历过三次迁移的。第一次是宋真宗咸平二年（999），陈尧佐贬谪潮州通判，“修孔子庙，作韩吏部祠，以风示潮人。”（《宋史•陈尧佐传》）陈尧佐建韩祠，开潮州立祠的先河。第二次是宋元祐五年（1090），知府王涤把韩祠迁到城南七里附近，改祠名为“昌黎伯韩文公祠”。新祠落成后，应王涤之约，龙图阁大学士苏轼居然撰写了脍炙人口的《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这一盛举，让潮州韩祠大增光彩，也奠定了韩祠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深远影响。第三次在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知州丁允元又把韩祠从城南迁到了东山（即今韩山）古揭阳楼遗址处。这里曾是韩愈当年贬潮后时常浏览休憩,古揭阳楼是他所建，山上的橡木也是他种植的。可见新祠正好与韩愈当年行踪相吻合，更可慰藉拜谒者的思慕之心。况且东山三峰并列，秀丽宜人，山前又有韩江汤汤流过，山光水色，堪称绝佳。从此丁氏所建新韩祠在世人心目中获得了正宗地位，历经800年，终无再迁。虽屡经战乱天灾，却也能屡毁屡修，达29次之多。至今韩祠的主体建筑、布局、规模仍基本保存着清代两广总督张之洞在1887年斥巨资大修后的旧貌。再加上近20多年来，潮州当地政府的精心维护和扩建，韩文公祠已展现出世间少有的文学先贤的光辉形象，更让历史文明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彩。说实在的，这既要衷心感谢历史前辈远见卓识的大义之举，又要赞颂当今政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的明智之策。我辈应是有福之人，赶上了政通人和的新时代，到了古稀之年，仍得以歆享中华文明之光的沐浴和熏陶，幸甚幸甚也！ 韩愈，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字退之，河阳（河南孟州市）人，自称先祖“郡望昌黎”，人亦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因获谥号“文”，又世称“韩文公”。我本读书人，以往只慕韩愈的文学才华，读了些他的经典华章，十分佩服他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贤倡导力推古文运动的历史功绩。当了中学语文教师以后，除了向弟子们力荐《师说》等佳作，也曾把“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当成了规范师德的座右铭，可是对韩愈的履历、坎坷仕途和为官政绩却知之甚少。此次拜谒了潮州韩文公祠，真让我眼界大开、见识非浅、获益良多，才知道韩愈一生高举儒家旗帜，尊奉“道统”，提倡“仁政”，反对藩镇割据，抵制暴虐施政，尤其“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原来是在唐宪宗带头佞佛，迎佛骨进宫，而朝廷文武百官无人敢言、各个缄口的情况下，才挺身而出，上书《论佛骨表》，慷慨陈词，申诉佞佛之弊害的。结果龙颜大怒，欲治死罪，幸得有人说情，于是贬至离长安八千里外的罪臣流放地潮州当了个刺史。远贬潮州，该是韩愈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政治挫折，解押出京不久，其家眷也悉数被驱逐出京城，他12岁的女儿竟病死在途中。赤胆孤忠耿介直谏而罹难，因丧女而愧疚难当，其忧愁、愤恨、悲哀之情无以复加，可是谁也没料到，韩愈竟坚韧地顶住了这场人生劫难，谁也没料到韩愈居然还能坚定地秉承了儒家“积极用事”的务实精神，忠诚恪守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信条，在刺潮到任不久，就出人意外地为潮州人民做了许多万世流芳的好事。 在祠内后山的“韩愈勤政廉政纪念馆”内，我一块展牌一块展牌地看，一字一句地手抄笔录，却原来获罪远谪之人竟干出了“驱鳄除害”“关心农桑”“赎放奴婢”和“延师兴学”的惊人政绩！一件件都顺民情、得民心，获得了赞誉，成了传世的佳话美谈。 说起这四大政绩，那真人真事、故事传说可就多了。件件新举措，处处费周章。况罪臣新官上任，推动政令谈何容易？有那么几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感怀至深、久久难忘。比如“驱鳄”，韩愈对潮州鳄鱼之害早有耳闻，到任后更亲眼得见鳄害之重。《旧唐书•韩愈传》有载：“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穷。’”可见鳄害一斑。韩愈莅潮，一反前任袖手旁观、束手无策之疲态，在亲历实情之后，不几天就采取断然措施：一方面韩愈在写了《祭鳄文》之后，考虑到当地崇尚鬼神，为消除百姓对鳄害的畏惧，增强除鳄的勇气与信心，特此举行了祭鳄仪式，“令判官秦济炮一豕一羊，投之湫水……”。这在当时蛮荒蒙昧之地实乃除邪恶震民心的明智迂回之策；另一方面，则“选材吏民，操强弓毒矢”，对恶溪中的鳄鱼合力驱逐剿杀，结果鳄鱼只有“南徙”的退路了。后来，《新唐书》参照了唐人张读志怪小说的夸张描述，也神乎其神地记载了韩愈“驱鳄除害”的故事：“祝之夕，暴雨震中起溪中，数日水尽涸，（鳄）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这显然并非韩愈自诩之词，实乃反映了后世潮人对韩愈剪除民疾、为民除鳄的行为的肯定与赞扬。韩文公祠中石柱上的联语即可为证：“到官才八月，潮平鳄除渚，于今香火遍瀛洲。”1987年9月，潮州市人民政府在“鳄渡秋风”旧址辟建了白石结构的“祭鳄台”和“鳄渡秋风”亭，供游人观赏，又在亭中立石碑一面，正面刻韩愈的《祭鳄文》，亭上楹联曰：“佛骨谪来，岭南因而增重；鳄鱼徙去，江河自此澄清。”这便是潮人缅怀当年韩愈“驱鳄除害”的功绩了。“赎放奴婢”，也是韩愈在潮州任上做的一件依法施政、深得民心的大事。当年，潮州乃“夷獠杂处”之地，经济贫穷，民风陋俗，掠良家妇女卖为奴婢的事屡见不鲜。韩愈到任后发现，债务纠纷是没良为奴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当机立断采用“计庸”方式解决债务矛盾，即将奴婢作为人质为债主做工，再以工钱抵债，工钱与债款相抵，奴婢则放归回家；差额太大，则由官府付钱赎身，双方签正式文书，不得违约。此举深得民心，备受称道。可是后来又发现，当地流放的大员，贪赃枉法，常常挑起争端、制造暴乱，借机掠夺少数民族部落中女子或贩卖或作为礼品献媚于京城高官，以求解脱之策。韩愈同为流放贬官，但他决不为个人出卖正义法规，坑害良民，他力主释奴，且不改初衷。此政令一出，虽遭高官嫉恨，但是却让平民百姓尤其是少数民族部落感恩戴德。为此，潮州韩愈纪念馆馆长、潮州博物馆馆长曾楚楠著书赞道：“潮州释奴一事，对刺史而言，是德政；对庶民，特别是少数民族来说，是福音；而从个人品德去衡量，则是韩愈刚正廉明性格的具体反映。”（曾楚楠编著《韩愈在潮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按理说，韩愈在潮州，功劳最大的政事就是“延师兴学”了。韩愈虽不是潮州乡学的创始人，但是他对潮州教育事业贡献最大。追踪韩愈的任所，每到一处他始终坚持把教育事业作为施政的根本大计。当然这要归功于他的“以德礼为先”的施政理念，他认为贯彻儒家的“仁义”之道，“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当年，潮州虽不算是穷乡僻壤，但是人们信鬼神，轻教化，韩愈一到任，就把兴学当作第一要务来做。开办乡学，急需资金，韩愈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和财力。当年韩愈在公文《潮州请置乡校牃》中自述道：“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供学生厨馔。”可见当年办学之艰难。“百千”之资，其值几何？当年《唐会要》卷91算过一笔账：开元二十四年定令，四品官月薪十二千四百，百千相当于八个月的俸金。当年韩愈任刺史，为正四品下阶，也就是说，他是把他贬潮八个月全部的俸金捐给了学校。一个贬官罪臣，竟对兴办教育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难得！其实，韩愈对潮州教育的最大贡献，还不在于捐出了多少钱，他的英明决策还在于他慧眼识人才，大胆启用了当地一位未授予官职的进士赵德，推荐他“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督生徒，兴之风。”为此，宋代苏轼极为赞赏，在著名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此言不差，溢美之词却正道出了韩愈对开发潮州文化教育的杰出成就和深远影响。据《永乐大典》载，至南宋时，除州学、县学外，潮州还兴办了韩山、元公两所书院。当年潮州人口14万，而每科应考的士子最多达1万多人，比例竟达到14比1；而登第的进士，也从唐代的3名猛增至172名。（见《潮州志》）难怪宋元修撰的史籍《三阳志》自诩曰：“潮二书院，他郡所无；文风之盛，亦所不及也！”由此士人学子尊韩，农工平民尊韩，就连商界也把韩愈奉为不祧之祖。历来商界尊关帝、祀天后、拜观音，天下皆然，而奉祀韩文公，实为潮商所独有，可见韩愈在潮州各阶层人士心目中地位的崇高。韩文公祠正堂石柱有一楹联，上联曰：“去京华万里，化蛮烟瘴雨，胥泽诗书，从此遂称名郡。”赞的就是韩愈兴学教化之功德。人人有口皆碑，从此潮州山水林木皆姓韩：山曰韩山，水曰韩江，橡树曰韩木，韩亭更处处皆是。到了几乎全民都顶礼膜拜的这步田地，谁人敢逆人心所向，再漠视、挑剔、嫉妒、诋毁韩愈先贤的品德和精神呢？呜呼，莫怪宋代大文豪苏轼会说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这样夸赞的话，实不虚妄也！ 回首仰望韩江之畔、韩山之麓、林海之上的韩文公祠，不胜敬佩，感慨至极。我很欣赏潮州曾楚楠先生的高论，他说：“平心而论，韩愈在潮州的作为，并非惊天动地的壮举。论政绩，他还不如后代那些筑城、修堤、造桥的官员；论权位，他生前最高的职务不过是侍郎，还不及历代来潮的名公巨卿；而论任职时间，他更似匆匆过客。但是在潮州发展史上，韩愈的地位最高，对后代的影响最深远。”何哉？这是尤其值得我们后人深思再深思的。当今潮州市政府，顺应改革开放的大势，在众望所归的韩文公祠里辟建了“韩愈勤政廉政纪念馆”，其深意又何在？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当代社会大环境，党风腐败，民风日下，金钱万能，惟利是图，追名逐利，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无恶不有，实现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谈何容易？呜呼，哀哉！我们该以何面目对韩公先贤？又该怎样来反躬自省呢？ ------------------------------------------------------------------------                                   作者张宝树简历 张宝树，1942年天津生人，北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世界第二次文艺复兴促进联合会名誉会长、天津散文研究会会长、全国首家中老年散文期刊《散文福地》主编。迄今已发表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先后出版有散文集《生命的辉煌》（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走近真实》（天津市社科院出版社出版）、《幸福在彼岸》（北方出版社出版）、《张宝树散文精选》（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报告文学集《寸草春晖——关于教育的报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随笔集《造神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说古到今话姓名》（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和传记文学集《南征北战的猛士——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集团军军长董光继》（《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专刊）等，还著有《怎样写散文》《现代名家散文精品赏读》《中国当代散文评论集》等散文专著，郑重入选《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名人》《中国艺术家宝典》《世家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等大型文献。2010年荣获“国家最高当代文化名人”荣誉称号，2011年3月经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批准授予“世界当代八大文化圣贤”终身成就荣誉称号，2011年8月经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批准授予“世界第二次文艺复兴先驱者”终身荣誉称号，2012年12月又经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批准授予“国际文艺泰斗”终身荣誉称号，2013年9月再经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联合国国家荣誉评审委员会考察并研究决定，被授予“世界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终身荣誉称号。               通联处：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万科城月荷苑20-4号。邮编：300309   手机：13312068135 ； 13012272926（微信电话） 电子邮箱：zhangbaoshu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