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叶红于二月花 ——文学老人孙犁情系文坛

霜叶红于二月花

——文学老人孙犁情系文坛

文/张宝树

去年，关于孙犁，有两件事让人难忘：一是天津某小学一群天真活泼的“红领巾”要去医院探望孙犁爷爷，他们到一家花店买花，女老板得知内情后深情地说：“我喜欢孙犁的小说，过去还给学生们讲课呢。今天你们买花送给孙犁爷爷，我不收费了，也算我的一片情意吧！”二是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胡珍特地来天津拜访孙犁，送来“中国文联荣誉委员”证书和一枚足金的纪念章，向他致贺。

这两件事，同样令人感动，前者说明人民没有忘记孙犁，后者说明党和国家没忘记孙犁。这足可使86岁高龄的孙犁欣慰了。

孙犁60多年的文学之路，是征战之路，奋斗之路，幸福之路。他与文学事业结下了深挚的情缘。步入暮年的孙犁，又焕发出了青春与活力，他笔耕华章，砥励友朋，评说文事，扶持后学，一桩桩动人的故事，正浓墨重彩地描画了这位文学老人“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美好形象。

笔耕华章

众所周知，孙犁是从枪林弹雨的征战之路上冲杀出来的一位文学战士。他凭着一颗赤子之心，手握一支笔，驰骋在烽火遍野的冀中平原之上。油印、石印、破木草纸，黑板土墙，都能用来发表作品，战斗生活就像“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细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当年写作是“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解放前后，他相继出版了《芦化荡》、《嘱咐》、《荷花淀》、《村歌》、《采蒲台》、《农村速写》、《白洋淀故事》和《津门小集》等小说和散文集，诗集《山海关红绫歌》、《白洋淀之曲》和论文集《文学短论》、《文艺学习》等。

然而，大病与动乱竟使孙犁无奈地搁笔了20年。这期间他的肉体与精神所遭受的折磨和摧残是难以尽述的。可是，孙犁的骨头是硬的。他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是深恶痛绝的。他不与帮派文人同流合污，耻于跟他们共用铅字，出现在同一版面上；他严辞拒绝用帮派观点和语言修改《白洋淀记事》；他厌恶高、大、全的“样板戏”，更不愿昧着天良，丑化抗日军民的英雄形象，于是他又巧妙抵制了改编京剧脚本的指派；又一次，“四人帮”在北京举办居心叵测的“黑画展览”，其中展有多幅其友彦涵的木刻画。面对美术馆如潮的看客，孙犁痛心疾首，进馆看了五分钟就出来了。回到家中，他再三端详墙上挂着的彦涵的木刻画《牧羊人》，更觉得十分珍贵。当时，政治气候恶劣，孙犁硬是堂而皇之地继续悬挂“黑画”，一天也没摘下来。他说：“过去我们太懦弱了，太驯服了，这样助长了那些政治骗子的野心。”几桩小事足见孙犁的风骨，难能可贵！

“四人帮”倒台，天下大白。劫后余生，痛定思痛，他迸发过哲人的幽思，他怀念过迫害致死的友人，他追忆过艰难的文学之路，他更展望过国家美好未来，他终于未忍心放下手中的笔。1976年后，他就写出了一篇篇怀念战友的文章：《回忆沙克夫同志》、《清明随笔》、《远的怀念》、《伙伴的回忆》、《回忆何其芳同志》、《悼念画家马达》、《记陈肇》、《悼康濯》、《寄光耀》等，文淡而情浓，言近而意远。不少老朋友为之惊喜。1980年10月30日，历经磨难的老作家丁玲曾致信孙犁，热切地说：“他们（指老作家）饱经近20年的动荡（特别是十年动乱）和4年来的拨乱反正，现在是不是正在深思熟虑，积蓄力量，磨刀擦枪，再上战场，要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磨练出一部辉煌的史诗来呢？……现在就等着读这样一本书，我相信一定会产生的。你，你有这个意思吗？……我们实在需要真正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巨著。孙犁同志！我是不喜欢悲观的。我常常注视着你，注视着许多老朋友，注视着曾经崛起过的老一代而又仍在壮年的战士啊！”丁玲的话滚烫滚烫，温暖着孙犁的心，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于两天后回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他说：“这些年来，我的遭际虽然也够得上残酷的了，可我并没有完全灰心丧气。文学事业不断鼓励着我，使我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最近两年，我每年可以写一本散文集……”

继《晚华集》之后，《秀露集》1981年3月又出版了，就连文集题目“秀露”二字都透露出“枯木逢春”的勃勃生机。那《后记》写得多好！“在农村生活时，日出之后，步至田野，小麦初生，直立如针，顶上露水如珍珠，一望无垠，耀人眼目，生气蒸蒸，叹为奇观。”这分明表达了先生获得晶莹“秀露”的滋润并汰去迟暮老态，正焕发文学创作的新生朝气的一种强烈愿望。笔者认为，这种愿望本源自一种崇高的事业心与使命感，是文学老人情系文坛的生动写照。

孙犁从征战之路走上文学之路，至今已度过了六十多个春秋。六十多年的文学道路经历有战争、动乱、天灾、病痛，蒙受过风雨、饥寒、泥泞、坎坷。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崇拜大作家，好像大作家人人有桂冠、有车马、有舒适优越的环境。有一年，一个青年登门拜访，观察半日，大失所望，回家写了一篇印象记，其中有言曰：“我从这位老人那里看到的只是孤独枯寂，使我感到，人到老年，实在没有什么乐趣。因此我想，活到六十岁，最好是死去！”小青年把文章送给孙犁看，孙犁把这最后两句话删了。为此孙犁颇有感触，在给河北女作家铁凝的信中倾吐了一位文学老人发自内心的呼声：“我还要活下去呀！”他说,往后“我宁可闭门谢客，面壁南窗，展吐余丝，织补过往”。作为文学战士的孙犁，他早已将文学事业看得比生命更可宝贵了。这种信念比蓝天高远，比大海深沉。1982年12月，袖珍本《尺泽集》又出版了。老人满怀深情地说：“尺泽虽小，希望它是清澈的，没有污染的。它是从我心泉里流出来，希望能通向读者的心田里去。希望在它周围，能滋生一片浅草，几棵小树,能为经过这里的善良的飞鸟和走兽，春燕或秋雁，山羊或野鹿，解一时之渴，供一席之荫。希望它不要再遭到强盗的践踏，风沙的掩盖，烈日的蒸煮。蚊蚋也不要飞舞其上，孑孓其中……”话语清新而优美，情感纯净而诚挚，希冀无邪而热烈，告诫蕴藉而深刻。文学老人情系文坛、执着笔耕之情，足以感天地，泣鬼神了。

从几十年的笔耕生涯，老人总结了自己严格的戒律：“不写伟人，不写小人”，“不语怪力乱神”。翻开一本本散文集，那一篇回忆性文章，关于自己的,都写得很简单，没有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曲折复杂的事情；关于故人的,也同样写得很简单，他们都是极普通极平凡,然而又极纯朴极忠诚的人。在老人笔下，他们“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绝对化了的人”。然而极朴素极平淡的文字，三言两语便勾勒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来。请看：

他就从讲坛上走下来，在我们课桌的行间来回踱步。忽然，他两手用力

地把绸子长衫往后一搂，突出大肚子，喊道：“山围故国——周遭在啊，潮打

空城——寂寞回啊！”声色俱厉，屋瓦为之动摇。

于是，少年孙犁的那位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如焚的忧国情的国文老师便跃然纸上。

有一天，忽然接到通知：一律西服。我却不会结领带，早晨起来，面对镜

子，正在为难之际，李季同志忽然推门进来，衣冠楚楚，笑着说：“我就知道

你弄不好这个。”然后熟练地代我结好了，就像替一个新兵打好被包一样。

李季与先生两人的个性在相互映衬中刻画的多么形象逼真！

文学老人情系文坛，他凭着残年之余勇，笔耕不辍，从1979年至今，已经连续出版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

晚华凝秀露，劫后见霜宾。

澹定就远道，铿锵抚焦桐。

尺泽连沧海，陋巷接飞鸿。

文艺如云舒，直声盈苍穹。

虮虱何足道，战士文自雄。

虽曰老荒矣，凌云志更宏。

无为思有为，芸斋岂茕茕？

曲终能再奏，大雅贯长虹。

十集成一帙，功如岱宗崇。

此前，《孙犁文集》（五卷）已于1982年出版，文集续三卷又于1992年出版；此后，《芸斋书简》等又以单行本出版。老来的作品，不光有小说、散文、书简，还有读书记、文学评论和书衣文录（即老人大量阅读古籍，为其粘补书套，并将所感记于书套之上），其作品之丰厚，文风之朴实，涉猎之广泛，学识之渊博、语言之简洁，情感之真挚，目光之敏锐，思维之灵动，见解之透辟、意趣之高雅、哲理之明达，堪称中国当代文坛之卓然大家。总览先生的文章，一个最鲜明的印象，就是那典型的中国气派。

砥励友朋

古人云：“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看来古人很注重“真诚”二字，君子必以诚相待，而且主张不仅要成全完善自我，还要成全完善他人，认为这才是仁智的高境界。笔者认为，孙犁就是仁者、智者。他为人正直，处事谨慎,不擅交游，而一旦有所交往，必以诚相待。所以，他的朋友并不少。尽管家中书桌上压放着限令谈话十分钟的字条，友朋也能体谅先生的病体之需；尽管“文革”后他写信一律改用明信片，友朋也能理解先生的坦荡之举；尽管书信中看不见恭维话，但正直的朋友们还是愿意多听些先生的砥励之语。也许是仁者的善意爱心、智者的真知灼见，抑或是先生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友朋们的心，在当今中国文坛，孙犁最终还是得到了众望所归的厚遇。可是，他并不希望身边有那么一帮人，自己当个首领，造成一种一呼百应、同声相和之势，因此他对“荷花淀派”的提法深不以为然。老人虽然不赞成“流派”之说，但是对于故人与新友，还是很珍惜那份真诚情谊的。

柳溪便是故人。早在抗战时期，先生就与柳溪在冀中根据地相识。当年孙犁独自一人主编《平原杂志》，编辑部就设在冀中导报社大院的门洞里，一块门板当铺，一张破桌写稿，条件极困苦。区党委想分派一个在北京搞过敌工的女学生给他当帮手，不料孙犁一怕麻烦，二又封建，竟婉言回绝了。当年遭拒绝的女学生便是柳溪。这是他们交往的开始。50年代，孙犁写《铁木前传》下乡采访，承柳溪关照，就住在保定文联招待所里。1956年柳溪进城，1959年被打成右派，偶而在作协机关见面，别人不敢理睬，孙犁不避嫌疑，关切地与柳溪攀谈，问寒问暖。“文革”后期,柳溪出版小说选集，孙犁为之序：“女作家一旦成名，便有许多身外之物包围她。柳溪好像并没有这种经历，未享捧场之乐，已遭坠渊之苦，她的命运可以说是很坎坷了。”字里行间流露着深切的同情。“她为人开朗，好言笑。文思敏捷，其才足以副之；刻画深刻，其学足以成之。时有嘲讽，发人深省；亦富娓娓，听者不倦。她的作品……我已拜读不少，常常为她那女同志不易有的豪放击节叫好。”孙犁是不轻易夸奖人的，而这番赞许是绝对没夹带任何夸饰与私心的。一次，柳溪登门拜访，孙犁很高兴，谈起柳溪创作，话题很多，什么《燕子李三》武功招式太少，什么“《四姐妹》的结尾有些突然”等等，孙犁把自己的看法都坦率地说了出来，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并不见下逐客令。午饭时分，柳溪起身告辞，先生却意犹未尽，似有挽留意，就说：“在这儿吃饭吧！”柳溪张口就说了句冀中地区的俗话：“让让是个礼儿，锅里没下米儿。”直说得先生仰面哈哈大笑。柳溪深知先生从不虚情假意，所以说：“你吃你的，我们接着说话。”先生饭食很简单：两条炖小鱼，一个咸鸭蛋，一海碗连汤带菜的面条。柳溪又说：“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书里把我的老祖宗纪晓岚写成了‘滑稽老人’、‘世故老人’，我心里很不安，我想写一部书为老祖宗正名。”先生闻听，大声叫好：“好，好！我赞赏你的这个计划。”“您看我该怎么准备？”先生答道：“当然要有足够的准备。依我看，你现在写还不是时候。怎么准备？我认为首先要研读清史，其次还要加强古文的功力。”后来河北教育出版社计划出版《纪晓岚文集》，请柳溪作序，柳溪就借此机会开始了对清史的研读，足足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精读了肖一山的《清代通史》，又研读了不少关于纪晓岚的史料，她心里渐渐有了底。柳溪的序言后来在《天津日报》上发表，先生读了很高兴，见到柳溪第一句话就说：“柳溪，咱说点儿正经事儿。”见先生表情庄重，柳溪有些紧张，“你的序言我看了，你已经向学者型作家发展了，《纪晓岚》这部书，现在你可以写了。”柳溪一听，连忙站起来，激动地说：“您的话是对我的最大鼓舞和动力了。”柳溪右手比划着，满脸是笑……

王蒙在文化部任职期间来过天津一趟，他见到柳溪时问道：“听说来天津的作家都得去看望孙犁，是吗？”柳溪与王蒙是多年的老朋友，很熟，一见面爱说笑话，她就接茬儿说：“别说你了，就是丁玲、周扬、冯牧来，也都去拜访他。”王蒙闻听此言，自言自语道：“那我就不去朝拜了吧。”话虽这么说，紧接着王蒙却拨通了电话，而且登门去拜访了先生。那天，年轻的王蒙不以高官自居，年老的孙犁不以大家自傲，一老一少,两位中国文坛名家坐在一起，倾谈了当代文学现状，交流了彼此创作情况，气氛何其融融！王蒙拜别了先生，心情颇不平静，头一个向柳溪谈了感受：“到底我还是去朝圣了，跟传闻不同，他一点儿架子也没有，非常平易近人，谈了好多话题，老人见解深刻，我感触不小。“

这不禁又令笔者忆起了10年前一个场景：

北京的三位大名鼎鼎的中年作家刘绍棠、刘心武、林斤澜一块来到孙犁的家，宾主谈笑风生，兴味蛮高。三位作家分别呈上自己的著作，话题便从文事谈起。当提及文坛吹捧风时，先生便谈及河北农村为新娘吹喇叭抬轿的习俗，然后话锋一转，幽默地对刘绍棠、刘心武说：“如果有人给你们抬轿子，我希望你们坐得稳一些。”话虽幽默，但却真正蕴含了先生真诚的关怀与勉励呀！三人之中，先生惟独未与林斤澜交谈过，会面时，他特别注意听林斤澜对文学的见解。林问：“创作规律，是否就是‘真情实感’这四个字？”先生说：“是这样，这四个字很重要，但还包括不了规律的问题。”林又问：“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倾向客观，还是倾向主观？”先生说：“主观、客观缺一不可，二者是统一的。”林斤澜的提问引起了先生的深思，会面时来不及展开说，于是在送走三位作家的当晚，先生不顾疲倦，拿出林斤澜的小说选集，一口气从后往前读了五篇作品，并且逐一分析了作品的优点与不足。夜深了，先生很困乏，心情依然兴奋。三个作家的形象又浮现眼前，先生从他们身上仿佛看到了中国文坛繁荣发展的明天。过了几天，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把上次与二刘一林交谈的话题深入地做了一番阐发，尤其谈到林斤澜的创作时，先生动情地写道：“在我们的既繁荣又荒凉的文学园地里，读林斤澜的作品，就像走进了别有洞天的所在。通向他的门户，没有柳绿花红，有时还会遇到榛莽荆棘，但这是一条艰辛开垦的路。他的作品不是年画，不是时调。……看来，斤澜是甘于寂寞的。”话语中，有肯定，有褒扬，分明也有鞭策与警示，总之，是饱含了文学老人的热情鼓励和殷切的期待的。

从维熙，这个名字人们并不陌生。可是人们知道他与孙犁老人的那段令人难忘的文学情缘吗？早在1957年，年仅二十多岁的从维熙就已是孙犁小说的忠实崇拜者了。当闻听孙犁患重病在北京住院治疗时，他便约上刘绍棠、房树民凑钱买了一束鲜花跑到医院去探望。可是由于错过了探视时间，说什么也没让进门，留下了一桩撼事。1964年秋天，孙犁又突然收到了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长信，那是从维熙被无端地划成右派，又被赶到劳改农场做苦工时向这位素来仰慕的文学前辈倾诉心曲的信啊！先生读着信，双手颤抖了，热泪盈眶了。可是日后孙犁也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乌云散去，艳阳高照，从维熙的文学创作喷发出巨大的热力。孙犁一直关心着他的进步。一天上午，先生刚收到从维熙的信，下午就写成了《序》，一挥而就。序文就像老朋友倾心交谈，先生说：“我已届风烛残年，却对维熙他们这一代正在意气风发的作家怀有一种热烈的感情和希望。”又真诚地说：“我成就很小，悔之不及。我是低栏，我高兴地告诉你：我清楚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笔者读到此处，眼睛都湿润了.不知当年从维熙是否真切地感受了先生的鼓舞与祝福呢？

孙犁的朋友的缺确不少。

实际上，先生的病痛与个性，并没有阻隔他与友朋们真诚的交往，不论是故人或新友，他总是抱着一颗真诚的心，或切磋互勉，或择善就教，或砥励支持，既不断成全完善着自己的人品与文品，也不断成全完善着友朋们的人品与文品。总之，他是为了实现一个美好愿望——中国文坛真正的万紫千红，春色满园。

评说文事

近些年，孙犁常常感到失望：一是社会风气，二是文坛现状。而每每针砭时弊，发表评说，就得罪一些弄潮的人士。所以他曾感慨万端地说：“我要离文坛远些了！”可是，一想到“一个人从十几岁就爱好文学，对此道充满了幻想，并以此为指引，参加了爱国自卫和解放人民的战斗，奉献了青春和幸福”，难道就可以轻轻松松说一声“文坛，再见”了吗？这可是先生由衷的心曲啊！后来，先生在《后记》中形象地抒发了自己的这种眷恋不舍的心情：“幼年，游于泽畔，见飞鸿受伤坠沙中，仍以喙修润其羽翼，盖强忘其生命之将尽，幻想经宿复原，能振翅起飞于云中。当时，余颇为之痛恻。又见蚕将僵，犹摇头奋体以吐余丝；星将逝，摇曳其余光，以眩众目。文人之业，殆将不死不休乎？”言为心声，先生热爱文学，献身文学之情，可感可佩也。

多年来，先生认真借鉴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细心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经验和教训，读了许多古籍和当代作品，从而更加坚定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他推崇陈寿的史家的笔法，认为“《三国演义》最失败的是把诸葛亮写成了一个非凡的人”，未卜先知，呼风唤雨，近乎于妖了。他又用《水浒传》与《西游记》、《聊斋志异》的人物塑造相比较，指出“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在此之前，先生还在《杂说》中讲述了作家要深刻体验人生的道理，他说：“（曹雪芹）完全体验了人生的各种滋味，即经历了生离死别，悲欢离合，兴衰成败，贫富荣辱”，所以他笔下的《红楼梦》就不是“出世的书”、“劝戒的书”、“暴露的书”，而是一部严肃的现实主义杰作。

有一年，先生为刘绍棠小说选集作序文时强调指出：“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是来之不易的，……由鲁迅先生和其他文学先躯奠定了基础”，又“伴随中国革命而胜利前进”，“这一旗帜，因为无数先烈的肝脑涂地，它的色彩和战斗力量越来越加强”，它坚定地说：“现实主义将是永生的，就像林彪、‘四人帮’这些手执屠刀的魔鬼，也不能把它毁灭。”先生是多么希望能和刘绍棠一辈的作家共同携手来维护、珍视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荣传统的啊！

先生想到自己写文章三次得罪人的往事，不无感慨地说：“第一，写文章，有形无形，不要涉及朋友；如果写到朋友 ，只用颂体；第二，当前写文章，贬不行，平实也不行。只能扬着写，只能吹。”这不麻烦了？可不写又不情愿，于是“写的文章都是自己的事，光彩不光彩，都抛出去，一齐大甩卖”。先生对文坛此等现象颇为忧虑，他尖锐地指出：“自我暴露，自我膨胀，都不是文学的正路。”

先生一直是坚持“文学评论要实事求是”这个观点的。如果说前些年他著文批判“棒子主义”是为了扫除文坛帮风的话，那么90年代他著文更多的则是抨击“捧杀风”了。他读了《画法要录》之后，颇有感触地说：“近年文论，只有两途，一是吹捧，肉麻不以为耻；二为制造文词，制造主义，牵强附会，不知究竟。”

先生很推崇曹丕的《典论·论文》，认为是“一篇非常完整、非常透辟、切合文章规律的文论”。为什么《典论·论文》具有流传千古的价值？先生认为曹丕身为皇帝，却能把同时代的作家看成朋友，以平起平坐的态度作评，所评又“中肯切实、功过得当、富于感情”。这段评说显然是借古讽今的笔法，针对当今文坛，先生得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文人虽有时求助于权威，而权威实无补于文艺。”

由“求助于权威”，不禁令人联想到眼下文坛上的“名人效应”。其实“名人热”的产生，与评论者们的“炒”、初学者的“追”大有关系。对此孙犁大泼冷水。他在《文宗》一文开篇就坦诚向读者剖白：“我青年时，如痴如醉地爱好文艺，也写点文章投稿，但从来没有想到向名家请教，给人家写信。更没有机会去拜访名家……若干年以后，能出书了，也没有给名家送过书。编刊物，也很少向名人约稿。总是守株待兔，等侯着青年人的投稿。”这番话，不是自视清高的傲慢之言，也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语，这确实是先生从战争时代走出来的奋发的文学之路，是先生一贯倡导的举贤荐能的编辑之路。先生总说自己“性情孤僻”、“独往独来”，实际上应该说是先生自强、自立、自信的一种品格。他认为：“文学一事，只要认真读名家的作品，就可以了。千古名师，也无非叫你多读多写。文学全靠自身的素质和坚韧的努力。”

先生对评论家的“炒”十分厌恶。他在评说舒群的小说《少年chen女》时借题发挥道：“有些文章，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今天一个探索，明天一个突破……因此使我想到：最靠不住的，是有些评论家加给作家的封诰和桂冠。”又说：“庸俗的吹捧，只能助长作家的轻浮，产生哗众取宠的作品。”为了扭转此风，前些年先生曾就改进《天津日报》副刊“文艺评论”的编辑工作提出过两条格外突出的意见：第六条，本刊既反对 捧杀，也反对“棒杀”；第十条，本刊发表文章，全凭稿件质量，不存成见，不搞派性，不看名位。

关于文学奖金热，先生不无担忧地说：“现在几乎无时无地不在举办文学奖。人得一次奖，可以有房子……因此，这种奖几乎成了一种股市，趋之若狂，越来越不可收拾。”对此先生提出质疑：“文学本身，是否得到了什么提高？”“奖啊，奖啊，究竟奖出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文学作品以时代和读者为筛选工具。如果连书名都不能印在读者的心中，这种文学奖还有什么意义？”

关于文艺体制，先生也有独到见解，他说：“文人尤不宜聚而养之。”“养则闲，即无事干；无事干必自生事，作无谓之争，有名即争名，无名即争利。”他主张“文人必需放诸四海，周游环宇，使之自身谋衣食，知稼穑之苦，社会之复杂，如此，方能形成真正的百家争鸣。写一两篇成名之作，国家就包下来，养其终身，虽下愚亦必知其不可，不只无益于国家，更无益于个人及文艺，也绝对形不成百花齐放的景观。”此等改革进言，或许目前不会为全体文化人所接受，但从长远发展讲，也许正是文坛兴利除弊之良策呢。

综上所述，先生评说文事种种，大有振聋发聩之功效，匡正流弊之胆识，充分体现了他热爱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其志可嘉，其言可鉴。

扶植后学

多少年来，对于扶植后学，先生一向尽心竭力。他对广大青年作者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循循善诱。早年，他就为战地青年编写过《少年鲁迅读本》、《区村和连队文学写作课本》、《写作入门》等小册子；天津解放以后，他一直在《天津日报》编副刊，他主编的《文艺周刊》热情地扶植了一大批青年作者，其中不少人日后成了颇具影响的作家。对此，老作家丁玲十分赞赏，1980年10月30日的来信说：“知道你现在有一个小小的职业，编一个副刊，很好。花时间不多，可以在一小块园地里勤勤恳恳地耕耘，登几篇好文章，发现几棵好苗苗加以培养。”事实正是如此。天津50年代确实涌现出一批有才华的工人作家，万国儒、阿凤便是其中的皎皎者。《文艺周刊》功不可没，先生的贡献也传为美谈。当年《文艺周刊》经常发表万国儒的短篇小说，在文坛上引起不小的反响。茅盾先生给予了精辟的评价：“（万国儒）给了我们许多风趣盎然、而又意义很深的仅二三千字或者竟有千余字的短篇，这在短篇小说不能短的今天时局中，不能不引人注意。”孙犁更为关心万国儒的创作，他给万国儒提出过两条中肯的建议：一要扩大生活的视野，二要扩大借鉴的范围；并且在为万国儒短篇小说集《欢乐的离别》所写的“小引”中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给工人作者划界分片的“清规戒律”，认为“这样主张无形是限制了作家门的视野，限制了他们的生活之路和创作之路”。这无疑给急于提高创作水平的万国儒及时指明了方向，增强了信心。阿凤如今也是古稀之人了。论年岁，仅比先生小十来岁，他就是50年代在《文艺周刊》这块沃土中成长起来的工人作家。如今一想起阿凤和阿凤的作品,先生就百感交集。当年的小伙子，如今早已白发苍苍。在为阿凤散文集作序时，老人满含热泪写下了这么一段动情的话：“他是我们那个副刊的小小版面上，一时群星灿烂后残存的一颗寂寥的星；他是我们当时苦心经营组织起来的、那一支并不很少的作者队伍，兵损将折后荷戟彷徨的一员 ‘福将’，他是50年代，在这一苗圃里生根成长起来，未遭砍伐的一棵老树。”这段话该寄托了先生多么丰富而深沉的情感！

河北作家韩映山，生前也颇得先生的关怀与培养。韩年轻时得过肝炎，先生特意寄赠了《宋人创作小说选》一书，以解病中寂寞，体贴后学可谓悉心。之后，听说韩的情绪不高，先生就写信鼓励他说：“打破一切消极障碍，勇敢地深入生活，以你的素养，我想不久就会文思泉涌。”后来先生又在病中专门写信向映山提出了“一要多读点古书，二再多读点世界名著，三得出去走走”的建议。听说韩映山要出小说选集，先生便爽快答应写序，并饶有兴味地题签“紫苇集”三字，一写就是好几遍，其欣喜慰藉之情溢于言表。对韩映山不仅关心其为文，更关心其做人。先生告诫过他这样的话：“写东西，只能问耕耘的深不深，细不细，不要考虑收获如何如何。为艺术而艺术，当然不对，但光考虑‘收获’，就造成一种苦恼，这是很不必要，也是不应该的。”

近些年来，深得先生指导和教诲的青年作家为数不少。先生就是河北女作家铁凝初涉文坛时遇到的好心伯乐。一收到铁凝的稿件，先生就爱不释手，就如同发现了宝贝似的。后来《文艺周刊》发了铁凝不少新作，铁凝喜出望外，可是最让她难忘的还是先生对她的谆谆教诲。先生除了对作品优劣做出中肯的分析，还经常提出许多关于创作的真知灼见。在读过铁凝的童话之后，先生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安徒生的名篇《丑小鸭》，他给铁凝分析《丑小鸭》成为“不朽的杰作”的原因，“不外真诚善意，明识远见，良知良能，天籁之音”，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一个艺术家应该具备的。童话如此，一切艺术无不如此。这是艺术唯一不二的灵魂，也是跻身艺术殿堂的不二法门。”后来先生把这些看法写信告诉给铁凝时，眼里噙满了泪水。先生知道铁凝还很小，也许她还不曾有这么多体验，但先生又是多么希望青年人早点儿懂得老一辈的创作甘苦,也好在今后的创作中少走弯路啊！后来，《文艺周刊》在头条位置发表了铁凝的小说《灶火的故事》，还专门配了一篇评介文章，足见先生和副刊编辑们对铁凝的厚爱。为青年作家成长计，先生写信嘱告铁凝多读书，还特意送她一本《孽海花》，后来又专门撰文评她的小说《哦，香雪》。老人欣赏地写道：“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一致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日后《哦，香雪》成了铁凝的成名作，这里谁能说没有孙犁先生的心血呢？

贾平凹是陕西的才子，年纪不大，却已显出大家之风。早在1981年“五一”节。《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一发出他的《一棵小桃树》，先生当天就写了一篇随感，从此他便喜欢上了贾平凹的散文，称赞他的散文是“不拿架子的散文”。1982年4月，一天晚上，窗外狂风呼啸，先生披着棉袄又在灯下撰写《再谈贾平凹的散文》，喜爱之情仿佛就从笔端自然而然流了出来。1982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贾平凹的散文集，先生欣然命笔，在序文中历数古代优秀散文家，以其高尚的情操激励贾平凹，他说：“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悲愤的也好，抑郁的也好，超脱的也好，闲适的也好，凡是好的散文都会给人以高尚情操的陶冶。”而“情操就是时代献身的感情，是对个人意识的克制，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是一种净化向上的力量。”先生提醒说：“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鼓噪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与寂寞，经受得轻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受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是销声敛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小丑。”言之凿凿，意之切切，其中该寄托了先生多大的期待和厚望啊！

原载1999年3月26日《文艺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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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这篇《霜叶红于二月花》中，为大家讲述了当代著名作家孙犁先生的故事。他在散文、小说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是《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先后担任《平原杂志》、《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文艺通讯》等报刊的编辑，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一至第三届理事、作协顾问、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等职务，孙犁先生一心醉心与文字之中，受鲁迅先生影响颇重，一身傲骨浑然天成，随历尽坎坷，然初心不变。在《尺泽集》出版之际，他老人家深情地说：“希望它是清澈的，没有污染的。”字字句句渗透着对中国文坛的期许。先生一生出版的文字多达百万字，在文坛上有着极高的声誉。其作品众多，文风朴实、语言简洁、感情真挚。其目光敏锐思维灵动，意趣高雅洞彻明达，堪称文坛大家。孙犁先生一生注重诚信二字，为人处世真诚、待人谨慎，至交满天下，大家都十分钦佩他的人格魅力。言为心声，这篇文字中从先生和刘绍棠、刘心武、林斤澜谈心，到品评四大名著，从几方面入手，为大家展现了孙犁先生对文学上的深厚底蕴，以及他对文学的理解，乃至对以后文坛的期许。行文中叙述了当今文坛应该注意的几点缺点，最后囊括文字应该从实际出发，来源于生活，超于与生活。在现实中发现美，以事实为角度解析人生。最后先生诚勉后人：“爱好文字，应该做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孙犁先生在提携后进上不遗余力，为大家做了很好的典范，是大家的楷模。在这篇文字中，作者以平淡的笔触，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的为大家展现了先生的处世、人格、成就等几方面，笔法老到叙述清晰，文章前后相应，实为难得一见的佳品！欣赏并力荐阅读！【编辑：莲香隐隐】【新长城编辑部精品推荐161205第2808号】

作者张宝树简介

天津作者张宝树，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天津散文研究会会长、全国首家中老年散文期刊《散文福地》主编。迄今已发表散文作品及文学评论近300万字，出版了十部散文、文化随笔、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作品集，并著有《怎样写散文》《现代名家散文精品赏读》《中国当代散文评论集》等专著，郑重入选《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名人》《中国艺术家宝典》《世家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等，2010年荣获“国家最高当代文化名人”荣誉称号，2011年3月2012年12月相继多次获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批准授予的“世界当代八大文化圣贤”等多项终身成就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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