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历史与抗拒遗忘

打捞历史与抗拒遗忘

——作为一种文化遗存的《水乡捕钓散记》读札

作者:姜广平

关于“兴化文学现象”，有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兴化文学现象”作家群，似乎对文化生态的展示都非常醉心。毕飞宇小说《叙事》《楚水》《平原》《玉米》等自然是写到了不少文化，朱辉的《白驹》也是忙里偷闲，在文化上用了不少心思。其他，像费振钟现在差不多纯粹是一位文化学者，以新历史主义的姿态介入写作。其他诸如庞余亮写貌似沉默的生活其实惊心动魄，写儿时的成长，则是在照应着这一地域的文化。谷怀等人的小说，写的仍然是兴化乡土文化与乡土风情。

刘春龙的《乡村捕钓散记》，也是一种文化叙事，他对里下河地区独特的人文生活景观与庞大的历史遗存进行了诗意的诠释与钩沉，也因此《乡村捕钓散记》成为国内目前惟一一本 “渔文化叙事”散文集。作家刘春龙以饱蘸乡情的笔墨，描写了大地上（更应该描述成是“水面上”）的一种属于里下河人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也因此成为“兴化文学现象”作家群里的代表性作家之一。

《乡村捕钓散记》表明刘春龙在做着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打捞历史与呈现一种文化，着力钩沉这片土地上曾经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

首先，正如萨特所言，写作就是对遗忘的抗拒。刘春龙的这本散文集，非常形象的诠释了这一文学命题。刘春龙所描写的，是那种正在消逝的或已经消逝的生活。从这个角度讲，《乡村捕钓散记》中那种对遗忘的抗拒，就变显得温情而又感伤。

其次，这本书真正切入的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母题。梭罗的《瓦尔登湖》这类非虚构作品，可能成为刘春龙的前导，从而启发了刘春龙的写作。然而，从超越的角度看，梭罗卜居瓦尔登湖，毕竟是一种短暂的选择，其后回归文明世界，则与刘春龙大异其趣。刘春龙是渔家子弟，是水乡之子，尽管现在从事着文化工作，然而，仍然在这方水土的怀抱中生活，他不仅仅接受这种文化的濡染与熏陶，而且，呼吸着这样的文化、啜食着这种文化。虽然，现在身不由己，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一样，不得不进进入一种现代化文明，然而，身心与血液里，呼啸着流动着的是这样的文化血脉。

当然，《乡村捕钓散记》与《瓦尔登湖》有着很多共同的地方。诚如何怀宏先生《梭罗和他的湖》里说到的一样：“它的读者……大概也是心底深处寂寞的人，而就连这些寂寞的人大概也只有在寂寞的时候读它才悟出深味，就象译者徐迟先生所说，在繁忙的白昼他有时会将信将疑，觉得它并没有什么好处，直到黄昏，心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来，才觉得‘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肺腑，动我衷肠’，而到夜深万籁俱寂之时，就更为之神往了。”

我曾在评价散文家王慧骐的文章里谈到过，其实，所有的作品，都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主题，就是时间。所有文学都是时间主题下的绚烂之极或与归于平淡。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会在“时间”这一文学母题下流连忘返、迷恋不已。现代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曾说:“……没有哪部小说是不谈时间的。”其实，这样的理论，用在散文中同样成立。刘春龙有意趋于平淡的写作风格，处处打上了时间的烙印，叙写过去，叙写已逝与将逝，在时间的主题下，回望这一片水域上的波光帆影。

唯有文学才可以与时间抗衡。刘春龙的乡村捕钓这样的渔文化叙事，不经意间具有了这样的时间意义。

海德格尔说过，世界在时间性中到场。正是凭借对暗淡了又重新发出光泽的时间的审视，一切过去的物事与情感，才具有了文学的色泽。文学是对时间的抗拒，文学是对遗忘的抗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炼出来的命题。

华兹华斯有一个至今仍极受重视的诗学概念，他认为诗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Emotion recollected in tranquillity）。人们总是生活在眼前，忙碌着各种事务。特别是现在，快节奏的生活，让很多人与事迅速成为过去。但对于诗家与作家而言，逝去的岁月如同一张张底片堆积记忆的暗室里。诗人所以是诗人，在于他对光阴的流逝比一般人更加敏感。这样来论定刘春龙，也非常贴切。豪·路·博尔赫斯曾说:“时间是唯一重要的。”“我们不可能摆脱时间。”时间是作家的存在方式之一，也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人存在于时间之中，时间也成了人存在的一种体现和表征。

时间主题，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论，“烦”的本己性基础就是时间性，时间性显示为本真的烦的意义，时间性使得生存性、事实性和沉沦的统一成为可能并从根本上构成“烦”的整体结构。

海德格尔把人的全部存在状态归结为“烦”（Sorge）。其实，我们以这样的理论观照现代社会，观照我们现在所处的多元化的转型社会，“烦”的本质意义，更进一步得到凸显。从这个前提下，我们看刘春龙的这部散文集，竟然差不多可以说是对“浮生偷得半日闲”的“烦”余生活的描画。虽然这种描画里，没有大开大合的风云际会、波诡云谲，也不着意于历史角落的人生悲欢、凡人琐事，但是，刘春龙切入两者之间，以生命与水的关系，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与劳动的关系，锁定一方水土，全景式地描画了一种已逝或将逝的水上生活，打捞出一份庞大的与我们无法分开的历史遗存。这样一来，我们发现，在现在这样一个物质社会里，确实，《乡村捕钓散记》是必须待我们捱到深夜万籁俱寂时，才会产生一种对已逝生活或即将消逝的生活的神往与追念的。

文化上有一个悖论，就是文化的生成性与预成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决定性的悖论，生成性与消逝性之间又存在着一种时间意义上的悖论。所以，如果光是打捞起文化的吉光片羽，也许，只是文化人的偶一试笔。现在，刘春龙差不多写出了一方水土延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春龙注定从一开始写作这本书，就存有一种文化的努力。所以，这也是这本书，既不同于也超越于《瓦尔登湖》的地方。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当代散文家那里寻得几本书来与刘春龙的这本书进行比照，首先是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苇岸的散文，在二十四节气上的努力，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化的努力。苇岸在散文中存有的那种宗教感与神圣感，可能是刘春龙这本散文集所不及的地方，但刘春龙执着于渔事叙述，找寻着那种渔事所包孕的美好，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可能，则是《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林中水滴》的作者普里什文、《自然与人生》的作者德富芦花、《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以及《大地上的事情》的作者苇岸等诸人所忽略的地方。这些作者，其实仍然得益于观察——而观察，用切斯特顿的话说，其实是一种自命不凡的习惯。只有融入，才能用心体悟。这样，就可以再一次使用切斯特顿评价狄更斯的话来评价刘春龙的这本散文集：“狄更斯没有把这些地方印在他的心上，然而他把心印在了这些地方。”委实，我们在捧读《乡村捕钓散记》时，一定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哪怕是那个腰间夹着公文包、从桥上走下向渔人探寻、研究渔事的叙事主人公，也绝非是一种观察的姿态，而是以一种把心印在渔事上，把心印在水云间的生活日常。就更不要说还有个时时出没的少年渔郎，灵动、聪慧，偶尔会在捕黑鱼时失手，但一定对水下的情形烂熟于心。

行文至此，我想再与《文化苦旅》进行一次对比，《乡村捕钓散记》其实更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文化散文。而且，因为作者亲历了这种文化，因而在回望之时，便显得比苦旅般的寻找有着更为精微的力道；余秋雨的文化，毕竟是一种大文化，是一种共通、共用、共享的文化符号。这样看刘春龙的《乡村捕钓散记》，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便可以由此获得。古老的渔事，作为种独特的记忆被中国文化收藏，这本独特的散文集，也因此便成为一种“文学珍藏”。这份古老，是否就是从《诗经》时代开始，不得而知，但至少已经存在并延续了数千年，一定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血脉里的文化遗传，便是习惯与观察所无法体认的了。所以，这里，能与刘春龙的这本书进行比照的，可能，也就是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然而，《一个人的村庄》里，文化的意义，则又显得相对贫弱。

进而言之，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时间的关系，人与文化的关系，刘春龙在这里，其实都将这作为了背景，真正在前台凸现的是人与劳动的关系。当然，正是这样的背景与文化，决定了劳动的方式。说及人与劳动的关系，我们就不得不再一次考察人在劳动中与物质的关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的草稿里，曾经写道：“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马克思对此这样评注：“资产阶级很有理由把超自然的创造力赋予劳动，因为随之而来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劳动依赖于自然；而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人在任何社会和文明中都必然成为那些拥有物质劳动条件的人的奴隶。”纵览刘春龙的这本书，物质的影子是有了，像《把海》里的物质婚姻，像《抄长鱼》里的手机响了这一细节。然而，这些物质的影子稍纵即逝。所以，我们由此论定，在人与劳动的关系的叙述中，刘春龙所醉心的是兴化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数千年不变的水乡渔歌，与渔歌里的炊烟袅袅、杨柳依依，是村巷寂寂的温馨平和。在这里，劳动是一种生活，而劳动凭借的物质，即一些渔具，是多么简单，简单到自己可以制作。即便是船只、竹篙等所谓物质，也绝不能决定一个靠水吃水的水乡人放弃深藏在水里的鱼群。物质在这里如果用形象的比方来比拟的话，还是回到刘春龙散文里的村妇或村姑那里，只不过是她们张螺狮时用的一把穰草。

所以，这里的人与劳动，就抽去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背景，也抽去了劳动者被物质拥有者决定命运的命题。这里纯乎是中国农耕文明背景下的渔舟唱晚和钓胜于鱼的生活情趣。这种状态，与作家刘春龙写作渔事的当下状态，显然是大异其趣的。这样也就更显出刘春龙以及一大批“兴化文学现象”作家群中的作家们的可贵，他们的“烦”余生活，是抛却了当下之“烦”，转而吟唱出对这片土地深沉热爱执着追恋的篇章。

难怪刘春龙的写作，用他自己在后记里的话讲，充满了快乐与享受。

但一个令人玩味的叙事现象仍然存在。刘春龙在《水乡捕钓散记》里，充当的是打捞历史文学遗存的叙事者的角色。这一角色，注定是一种感伤的甚至绝望的悲情角色。这一点，在这本散文集的《后记》里也提到了：作者是“试着用手中的笔找寻已经消亡或正在消亡的渔事，找寻曾经的美好。”

所以，虽然作者自己说“写这样的文章，无疑是种享受”，但实际上，笔墨所及，于陶然沉醉之时，固是一种享受，然而，一回到当下，那种对已经消逝与正在消逝的渔事，就不免带着重重失落与感伤。也因此，作家的叙事，在这种特定的时候就显得拖泥带水、欲舍难离：写的是过去，又常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现代化包围着的当代社会，因而又常常回到当下。这种对比中的情感，更为深切。这种难以割舍的血脉情怀，也因此跃然纸上，使人难忘。

也因此，《乡村捕钓散记》虽然竭力隐去叙事者身份，但仍然在不经意间跳到读者面前，特别是一篇篇优美的水乡渔事叙事的结尾，或沉醉不知归路，或遗憾于一种生活的远逝，或意在将渔事与人事打通（《把海》《抄长鱼》《张螺狮》），都表现出一个现代人的茫然与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捕钓散记》，其实仍然是一声喟叹。

不得不提的，还是语言。仅就本土化的乡言俚语，就足以生发无穷的想象力与生长力。而这样的语言，回到自身有机本体的语言，与渔事一样，已经足以成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存。

此外，这本散文集语言之优美，因为作者有着纯粹的文学训练，因而又多了一份会心与灵动。这种会心与灵动，须有几十年深切的感悟与历炼才能真正习得与拥有。

在这种会心与灵动中，偶尔有神来之笔与天才之思，写《鸣榔》，动思古之幽情，写《跳白》则横跨了千古，堪与《赤壁赋》的意境媲美。笔法之摇曳之姿，涉笔成趣，或以平铺直叙，写渔事之趣，或以第二人称，让人身临其境。甚者，想象力的介入，让渔事平添了儿女情长与英雄气短，《张螺狮》不忘虚构的笔触，将男女初恋的羞涩表现俱足；《把海》让小芹与四九子两个人物作为了主人公，让散文有了小说情节，让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归入空对水面的惆怅。《跳白》则将这一渔事，想象成是一个落魄文人的发明与创造。凡此，都表现出这本散文集具备了智者乐水的灵动、飘逸与诗性。

刘春龙的散文，灵动、优美、沉静、飘逸，令人有赏心悦目之感，用作家罗望子的话说，是一本诗性十足、回望往昔岁月的《渔家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