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识“武经”

--读《武经七书》《孙膑兵法》散记

鲁文可

    《孙子兵法》是历史上第一本兵书，被尊为“百世谈兵之祖”“兵学圣典”。“兵者，国之大事。”上兵伐谋、知己知彼、兵贵神速、“五事七计”、“庙算”理论，等等，这些出自  《孙子》的至理名言，大多数人并不陌生，甚至背的滚瓜烂熟，然而我却没有真正通读过，实乃汗颜。全书不到6000字，按照“战略运筹、战术指挥、战场机变及军事地理”等几个方面，分为 “始计、作战、谋攻、军形、地形、军争、行军” 等13篇，每篇围绕一个主题论述，利用精言粹语广泛而深刻地论述了战争观念、战略战术等问题，揭示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军事规律，“ 诡谲奥深 穷幽极渺”。按照我读后的肤浅理解，《孙子》之所以引起人们极大兴趣，最主要的有三点，即：深刻的哲理性，广泛的适用性，现实的借鉴性，书中的基本原理、原则，不仅反映了军事规律、军事谋略，更是处世智慧的结晶，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和运用，从而得到许多启示和回味，这也是《孙子》的最大魅力和生命力，从而被历代人们所推崇。

    《吴子兵法》是战国兵家代表人物吴起所作，全书分上下两卷，内有“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文章，仅5000字。吴起与孙子并列，被司马迁收入《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可见其名气不小。吴起军事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极力强调“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以治为胜”，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文德”，就是“道、义、礼、仁、信”，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宣扬“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所谓“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同时，把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这在先秦的诸兵书中是不多见的。

    《司马法》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仁本 、天子之义 、定爵 、严位 、用众 ”5篇、3200字。据资料介绍，其它篇章已经散佚。其作者是春秋时代的齐人司马穰苴，历代对之评价很高，司马迁《史记》单独为其列传，称《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可见《司马法》具有军事权威著作的声誉。我读后印象深的是“镇密谨严 评核周至”，尤其所主张的“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将“以仁为本”的儒家思想融入治军理论中，是值得称道的。

    《尉缭子》其书其作者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为此，先是查阅了相关资料：尉缭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学家，为秦国统一六国的军事战略做出巨大贡献。该书现有5卷、24篇，9000余字。其兵家学说特点是：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例阳向背”的迷信鬼神观念，突出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主张依靠人的智慧治胜。在对待军事的态度上，同样强调战争的性质有“义”与“不义”之分，主张“挟义而战”，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意思很明确，发兵打仗千万不能因为愤怒而意气用事，有胜利的把握就出兵，否则就坚决停止发兵。又曰：“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他认为，战争这个问题，军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军事是现像，政治是本质。弄清这二者的关系，就懂得胜败的道理了。政治是用来明察利害、辨别安危的，军事是用来战胜强敌，保卫国家的。在战略和战术上，强调“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强调的是不打无把握之仗，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奇制胜。

    《太公六韬》据传是西周开国功臣姜子牙所著，全书分别以“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为标题，各为一卷，计60篇、2万多字，其表述方式多以姜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展开，一问一答，以政治战略为主，兼顾军事策略和战略战术，其篇幅之大、范围之广、分析之细，概括之全，近乎“兵家百科全书”。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足以说明《六韬》地位之高。该书充分吸收了儒家的民贵君轻、道家的无为而治和法家的赏罚分明等思想，同时强调战争之"全胜”，必须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其《文韬》篇提出的“六守”"三宝”观，意义重大。所谓“六守”即仁爱、正义、忠诚、信用、勇敢、智谋。又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完，则国安。”总体意思就是要发展经济，重视“大农、大工、大商”，让这三大行业各安其业，百姓就不会寻思变乱，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这些论述，无疑丰富和发展了“兵家”学说，这些观点即便在当代仍有指导作用。

    《三略》署名黄石公，与《素书》的作者、传说大体一样，都曾传于东汉张良，神乎其神，真假难辨。所谓"三略”，即上、中、下三卷韬略，总字数只有3800多。读起来并非佶屈聱牙，极似托名而编。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侧重论述政治策略，而在军事战术方面的论述相对较少。上略讲设立礼赏、辨别奸雄和显现成败，中略讲述区别德行、研究权变，下略剖析道德，明察安危得失，分辨善恶。全书杂揉儒家仁、义、礼，法家的权、术、势、道家的以柔克刚等思想，其中大量引用古代兵书《军谶》《军势》内容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这也间接知道了两部已佚兵书的部分精华。书中强调战争要从保民的目的出发，"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忧”，"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认识到将卒与民众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

    《李卫公问对》较其他兵书稍晚，是唐朝太宗李世民与军事名将李靖关于军事的问答辑录，文章风格与《太公六韬》相同，结构散而不冗，所论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并以旁征博引，对前人军事思想大胆地评说和扬弃。问者谦诚，答者智慧，多是参照历代兵家言论，联系战例或经历，阐述其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大体囊过了古代兵法关于夺取主动权、奇正、虚实、主客、攻守、形势等多个方面。曰：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已”。就是说，要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让敌人受制于己方，而不让己方受制于敌方。书中对古代兵家“奇”与“正”的军事思想具有独到见解，在其范畴上作了进一步充实和阐释。他认为，奇正主要是正确地使用兵力和灵活地变换战术。奇正的运用，将帅必须根据敌情和地形随机变化，即"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意思是说，善于用兵的人，无处不是正，无处不是奇，要随时刻争取战争的主动权。

    《孙膑兵法》是1972年2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后，经过对竹简整理考证才使失传的古书得以重见天日，故而没被收录《武经七书》。《孙膑兵法》仅15篇，篇目有“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八阵、地葆、势备、兵情、强兵”等，有些片段残缺模糊，极为难懂。书中有趣的是部分篇章的故事性较强，如：擒庞涓、田忌赛马、围魏救赵等 。孙膑的军事观在提出"强兵”和“阵、势、变、权”战术的同时，突出了"富国”“五德”等观点。他认为富国是"强兵之急者也”，主张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为强化军事、战争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在治军上提出“以人为贵”的原则，曰"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在战争中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求将帅具备"五德”，即“智、信、仁、勇、严”等品质，要求对士兵严格挑选，严格训练，曰："兵之胜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赏罚分明，令行禁止。这些思想对我国古代军事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在朱自清《经典常谈·序言》中有段话，大体意思是：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做一个有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有接触的义务。一些古书，培育着我们的祖先，后人们跟祖先是一脉相承的，自当尝尝他们的营养，不至于无本。如果讲古书实用，似乎是没有，有实用的东西都收纳在各种学科里了。若说“有无用之用”，这可以打个比方：有些人不怕旅行辛苦，道路几千，饱眼福却与他们干的事完全没有实用，只有那股傻劲儿倒可以佩服。舟车劳顿，登高望远，尽管累个臭死，然而胸襟宽广了，眼光深远了，又有了一种新的精神。读些古书读得其道，也就有类似的“无用之用”。当然，其读法不能跟专家的一样，分量不能多，就读些辑录训古校勘方面简明而可靠的定论就可以了，不必在一大堆参考书里去摸索。只要精，不妨小，只要达到见识一番就可以了。

    读了这段话，感觉真的说到我的心里。近几年，读了些国学经典，能够记住得不多，更做不到“为往圣继绝学”，但得到瞬间的愉悦，也弥补了阅历，充其“无用之用”罢了。

    一是把战争与国家的根本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慎战”“备站”放在第一位。战争关乎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需要慎之又慎。这里的“慎战”，不是畏战，而是指慎重地对待战争，反对轻易用兵，体现了对生命的珍视和厚爱。《孙子》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首要提醒的就是要万万不可忽略军事，高度重视这关乎国家兴亡的大事。否则，一旦遇到侵略，进则不能抵御外侮、保境安民，退则无地容身、亡国灭种。在《作战》篇中指出“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告诫军事统帅者要明白自己身系百姓生命和国家安危，责任重大；《火攻》篇又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段话生动形象地告诫世人：战争影响巨大，一旦开战，可致国家灭亡，生灵涂炭，绝不能因为一时之怒而兴师动众挑起战争，否则覆水难收，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对待战争务必须要“虑之”“修之”“慎之”“警之”。《司马法》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吴子》同样认为:“安国之道，先戒为宝。”“战胜易，守胜难作”。这些警句的深层含义是：国家虽然强大，喜欢频发的发动战争，就一定会灭亡；天底下虽然安定太平，如果忽视军事忘掉战争，就十分危险。提醒人们，战争对国家和民众来说都是灾祸，因此不应轻易挑起战争。《孙膑兵法》倡导“非危不战”，曰：“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进一步论述了战争关系到国家存亡，打仗并非玩乐，发兵用兵必须认真明察，作战绝对不能轻率。由此可见，“兵家”敏锐认识到战争的利害，哀民生之艰，力图安顿好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秩序，反复强调“慎战”“备战”“反战”。这种“慎战”思想在地缘冲突不断加剧、局部战争频发的当今世界，理应结合时代条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努力创造中华文化新形态。

    二是论述“兵法”并非简单的以战论战，而是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综合把握。“兵书”充分论述了战争的本质、地位、作用和利害，普遍认为，战争是一个多种因素的聚合体，特别是与政治的关系相辅相成，多以功利的观点看待战争，提出"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原则。在古代，政治与军事多被表述为"文”"武”，故而提出“文武兼施”才能长治久安的主张。这里的“文”就是“道、义、礼、仁、信”，主张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国家、军队团结一致，和衷共济，一旦发生战争，“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大都认识到，滥用武力的结果必然是国困家贫，百姓流离，即使战争中获得小利，也无法补偿付出的巨大代价，反对把眼光只放在军事行动上，所有军事行动都要达到强国保民的政治目的。《尉缭子》强调，国富兵强首于国家要有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策，治兵要从革新政治入手，执法公正严明，提倡奖励耕战，"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 ，"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人民就会"扬臂争出农战”，国家富治就能"战胜于外、威制天下”。《六韬·国务》篇提出，凡战争应基于“利而无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 总的意思是说，战争应是保护人们生存下去，而不要去滥杀无辜，战争应给人们带来实惠，而不是使人们感到痛苦和愤怒。

    三是置“民本”思想融入“兵家”，张扬“义战”，反对“非义战”。所有“武经”兵书，都不同程度、角度的体现了民本、兵本思想，注重收揽人心、民心。《三略》开宗明义：“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 “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 。”从战略的高度指出人心向背，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意义。还指出，战争要 “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 ”，《司马法》同样提出“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 这样是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使统治者的意愿与民众相贯通，强调上下同心，获得民众支持，增加国力，这不仅体现了民本思想，更是战争的胜利之本。《吴子》把战争的起因归结为五种:“一日名、二日争利，三日积恶，四日内乱，五日困饥。”进而把战争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曰:“禁暴救乱日义，悖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刚，弃礼贪利日暴，因乱人疲举事动众日逆。”对待这些战争应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方略:“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主张举兵行事要顺天应人，适应社会变革的自然趋势，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举“义兵”，反对具有侵略性的 “暴兵”和“逆兵”。《尉缭子》曰 ：“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 又曰："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明确"诛暴乱、禁不义”，反对杀人越货的不义之战。这些都说明兵家在战争问题上，普遍持有一种进步的人道主义战争观。

    四是着力战争取胜的关键因素，强调"择将重教”的治军论，全面提高军队素质。普遍认为：要治理好军队，关键在于选择将帅和选拔士兵。“帅要选精，兵要练强，军规律令要严明”。《孙子》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明确了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把将领的素养和选拔作为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明确提出将帅要具备“五德”，即“智、信、仁、勇、严”，强调指挥才能、谋略素养，"唯审其才之可用也”，以别于“一剑者中任"的斗士。同理，也把对士兵的教育训练作为治军的重要手段。《司马法》主张"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吴子》提出“兵不在寡众”而在于精，曰:“夫人常死其所能，败其所不便。”普遍认为，未经训练的士兵，如同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打起仗来只能枉做刀下之鬼。因此，对士兵必须进行严格训练，绝对不能因士兵本事不高而牺牲，不因使用兵器技术而战败。需要说明的是，古人的"训”和"练”含义有所不同。"训”的重点是突出“知忠义廉耻，固忠君报国之心”；"练”的重点在知战阵器械，拥有杀敌本缘。《孙膑兵法》曰：“德行者，兵之厚积也。信者，兵之明赏也。”  意思是说，有好品德，是军队建设的基础；讲信用，是军队严明奖赏的保障。《三略》提倡把“道、德、义、礼”灌输到士卒的教育中，以本阶级的政治观、道德观、生死观教育部队、激励部队，培养"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的忘我精神，从而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达到无坚不摧的目的。兵书关于各类军规律令论述颇多，强调以“法”、“令"统一军队的行动，“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恩威井施，宽严相济，以求行动一致。《尉缭子》有"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踵君领”等，律令清晰完备。这种把“将、士、法”融为一体的治军思想，充分体现了人治与法治并重的兵家学说，甚有价值。

    五是统筹论述了战争的若干制胜因素，包括地理地形、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各兵书普遍认识到，任何战争的胜利是离不开具体条件的，强调要在兵力、粮秣、财政、器材、辎重等物质上做好准备，树立“有备无患"“有备者胜"的思想。《孙子》详尽论述了战争中所遇到的九种地理条件，同时提出"器利而工善”的兵器制造论，精兵只有使用锋利的兵器，才能战胜强敌。士兵如果没有精良的兵器，那就好像赤手空拳一样不能打击敌人。又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其意就是提醒人们，凡战必须具备充分的物资保障。总之，主张凡战须在战前对事关全局的战略进行部署和谋划，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按照战争中各个方面、各个阶段的关系来决定军事力量的准备和运用，曰："故善用兵者慎，以天胜、以地维、以人成”，认为行军打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心，战争取胜要靠穷尽人力，人力之发挥要充分利用天时、地利，相地之宜以胜敌，以赢得人心而胜敌。这几方面的论述颇多，不再例述。

    拼拼凑凑，洋洋洒洒，敲下上文。最后我想说的是，读书很好，可惜就是背不过记不住，更说不清楚。只有在写这些随记的过程中，才能加深点印象。尤其是这次读兵书，断断续续读了近半年，虽非研究其学术学文，也无意写书评，然而读后仍忍不住想写点什么，尤其是书中的某些段落、某些警句，再抄录一遍，再回味一番，从中受点启发或教益，方才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与满足。


                                                                                                 2025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