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台播放历史剧《大秦帝国》，看了几分钟，便转身离开，打开书橱，拿出《史记》翻看——对那些斥资巨大、广告漫天、噱头遍地、大腕如云的历史剧本就莫名地有几分蔑视的情绪。文字较舞台形象有更多的空间供我遐想，象外之象有着更深的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的奥秘，我既有凤栖梧桐，又何必去观看燕雀闹檐？
这书一看不打紧，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沉浸在战国时期的刀光剑影之中，彪驰并辔、群雄逐鹿，黄沙漫漫、旌旗猎猎的影像一直在我头脑中盘桓。当我把各种角色放到历史的显影液中冲洗时，渐渐清晰的竟是一位面目清癯、神情庄凝的文官——他叫商鞅，在滚滚烟尘的战国时期，高擎改革变法的旗幡，给中国古老的历史增添了高阔廖俊的凝重一笔。
孟子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不得不承认孟子的评述是如此精准，提起商鞅经历的困境，较之于舜、傅说、胶鬲等人，实在是不遑多让甚至有过之而不及的。商鞅本名公孙鞅，是卫国贵族的后代，在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家道早已中落，常处在吃了上顿缺下顿的半乞丐状态。艰难困顿中，学了管仲、李悝、吴起的刑名法术之学，又向尸佼学习杂家学说，以期将来能重振公孙家庭的雄风。好不容易在魏国任中庶子，被魏相公叔痤看重，推荐给魏惠王，岂料却遭到拒绝，几乎连脑袋都要搬家。于是，在2300多年前的一个夜里，一个胸怀大志、满腹韬略的青年，沿黄河逆流而上，风餐露宿，西去秦国，开始了艰难的变法生涯。行文至此，不禁替魏惠王浩然一叹。不用商鞅实在是个天大的错误，他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振兴帝业的良机，更让他的子孙丧失了魏国的大好江山。这个过失对以后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几乎是无法估量的。
不必多说魏惠王了吧，为这样一个面对机遇却不知把握的平庸之辈浪费笔墨实在是不值得。好在秦孝公不乏血气、风骨，算得上是一个开明之君。他与商鞅相遇，把奋发图强的热血和商鞅坚韧冷峻的理智结合，发扬成为大秦新的精神和灵魂。秦，终将成为那令六国闻风丧胆的名字，在历史上刻下彪炳千年的骄傲！
但当时的秦在诸侯国中是一个弱国，秦孝公饱尝了诸侯卑秦的苦涩，想改变局面却又苦无良策。周围文武百官都是独尊儒术的死脑瓜，吃肉糜行，看君王眼色行事也在行，却不足与谋。要说服这些人改革变法，损失既得利益，何异于与虎谋皮？况且你商鞅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还是个潜逃入境的家伙，凭什么在这里指手画脚？经天纬地的商鞅可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他讲霸道之术、强兵之策，愣是把秦孝公说得三天三夜不合眼，茅塞大开。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强调“两个凡是”。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秦孝公听到这里，高兴地说：“你说得太好了！”马上拍板，决定由商鞅负责制订变法的方案，并当场提拔他为左庶长。我猜想，大概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吧。提拔得真好，没有权力谁买你的帐呢？秦孝公这一拍板，就拍出了一个横扫六合的虎狼之国，拍出了一个130年之后的大秦王朝！
稍有些历史常识的都知道商鞅变法的内容，不必多加描述。照理讲，法令既出，或当殿宣读、或张榜公布、或使驿卒星夜奔驰送往各地。可商鞅没这么干，他先导演了一出“南门徙木”的小品。叫人在都城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金子。”不一会，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有的说：“这大概是左庶长成心开玩笑吧。”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人群中有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
商鞅言出立践，赏给此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这件事立即传了开去，轰动秦国。老百姓从此对官方的话深信不疑，于是商鞅推行新法。我们在为商鞅的聪明才智叫好时，也常常对眼下的一些怪事感到困惑。就说前些年的一些商家的有奖销售吧，楼前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备置汽车数十辆，彩电冰箱几百台，似乎花上十块八块就能发笔横财。人们似乎也太相信自己的运气，熙熙攘攘拿着血汗钱去买奖券。几天下来，地上扔的奖券没脚脖子，汽车彩电冰箱岿然不动，洗衣粉肥皂倒是卖了不少。于是人们大呼上当，下回再卖奖券，摆上航空母舰也没人掏钱了。由此带来的传导效应可不得了，假的不信还可谓是接受了教训，真的也不信事情可就难办了。兴许学商鞅“南门徙木”还来得及，多树几根木头让老百姓去搬吧，没准搬来搬去，还真的就搬出国家的自信、民族的自尊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来的。
战国正处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轨的阶段，刑不上大夫似乎天经地义。何况商鞅的变法严重动摇了宗亲皇室的利益，他们如果不努力作战、奋勇杀敌，就有失去尊贵出身的危险。所以，许多大贵族、保守派暗中反对，变法措施颁布一年多之后，秦国境内有一千余人说新的法令实行起来太不方便。更有甚者，秦孝公的太子也在保守派的挑唆下犯了法。太子犯法事件，成为保守派向商鞅示威的借口，人家要看看，你商鞅究竟怎么办！好个商鞅，将太子太傅公子虔割掉鼻子，又将太子少师公孙贾的脸上刻满了字。满朝大臣闻听此事，人人自危，再也不敢多生事端，跟变法作对，要考虑自己的脑袋是不是结实。不知道那个时候，干部队伍有没有“四风”问题，有没有不严不实问题，如果有，应该很快能刹住吧。现在，中央以“永远在路上”的决心惩贪治风，是完全正确的，全国也都衷心拥护。不过从个别地方的实践来看，把中央的“经”念歪了的不是没有——既有放纵松懈的问题，也有胡乱弹琴的问题。我以为，与法有凭有据（犯什么错误就给予什么样的处罚）是首要前提，严格执纪问责是根本基础，这是看这段历史给我的启示。
《史记》中说，商鞅变法10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看来变法的的确确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接下来的几年，便是羽翼渐丰的秦国在商鞅的率领下，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迫使魏惠王割河西之地求和，把都城也拱手让出，为当初不用商鞅追悔莫及。秦国从此占据了华山和黄河的天线，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商鞅则因为功劳显赫分封土地，提拔为大良造，自己号称商君。
接下去的文章，我总不忍心去读，不由得想大声提醒商鞅。战斗正未有穷期，你怎么就满足现状了呢？变法改革是有了显赫的成绩。以后的路还很长很艰难，应该不断适应形势进行新的探索，你怎么好就此止步呢？被割鼻黥面的王孙贵族正司机反扑，一股黑势力已经悄悄包围了你，你怎么就高卧不醒、毫无察觉呢？你变了，商鞅，再也不是原来的商鞅。重振家族荣光的目的已经达到，你认为“大丈夫得志已报”，早忘了黄河岸边的孤独凄惶，早顾不得百姓的含辛茹苦。你大造宫阙，劳民伤财，讲排场、摆阔气，入则锣鼓、出则仪仗，简直可以跟秦孝公一字并肩了。楚国的吴起被乱箭穿身的教训总不该忘记吧。赵良百般劝你，希望你不要贪慕虚名，应急流勇退，方可稍得安全，还特别指出你所面临的危急局面，不仅来自皇亲国戚们的怨恨，而且也来自己的功高震主啊。可50岁的你，本应知天命，却什么也听不进去。事情到此田地，商鞅，你的死，不过是个时间和方式的问题。
历史像是有意识设下一个圈套。在秦孝公去世后，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保守派和大贵族们趁机以谋反的罪名状告商鞅。商鞅无路可逃，最终被擒，身受车裂之刑，他的家人也被杀掉。我敢说，商鞅被害，表面上是由秦惠王下令进行的，与秦孝公完全无关。但仔细分析起来，事实并非那么简单。秦惠王上台之后，并无过人的才干。而商鞅此时担任大良造已10年，长期掌握军政大权，显赫一时。然而秦惠王一上台，便轻而易举地除掉了他。显然，如果没有秦孝公的预先安排，秦惠王的顺利得手是难以令人相信的。《战国策》中记载秦孝公病重时，曾提出把君位让给商鞅，而商鞅没有接受。这实际上是秦孝公在安排自己后事时对商鞅的试探吧。秦孝公一死，商鞅便丧失军政权力，束手待擒的事实也明白告诉人们，孝公深知位高权重的老臣是年少的儿子秦惠王难以驾驭的，孝公不会看不到，因此他对后事是作了精心安排与准备的。这样类似的故事，同样发生在后世的许多君君臣臣身上。在车裂的刑场上，我相信商鞅一定在心里念叨着他与秦孝公的对话：“信君如信我，终我一生，绝不负君！” “公如青山，我如松柏，粉身碎骨，永不相负！”
罢笔时，一股淡淡的苦味儿弥漫在心头。忽然想起前几日我在《咏韩信》中写下的句子：学剑早轻万人敌，登坛还使一军惊。将略兵机何足道，歌风台下叹良弓。吟罢低眉，默默祈祷：商鞅，一路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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