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随着双方感情的不断加深，沈家儒可以公开的和刘泊杨交谈一些有关时事政治的话题。而刘泊杨也曾到武汉、开封为其送货的地方侧面打听，虽然没人告诉他实情，但刘泊杨可以确定，沈先生干的正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那场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伟大事业。
几年来的朝夕相处，刘泊杨除了耳濡目染外，沈家儒还找时间谆谆教导，使刘泊杨兄弟对当今民族的危亡状况，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和武装斗争的发展前景等事件，都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再加上有了薛冬梅的帮助，刘泊杨等人听不懂的名词、看不懂的书报都不成问题，因此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
说实在话，清风寨的这伙人，并不是占山为王的强盗。尤其是刘、关、张兄弟三人，平生素怀豪情壮志，他们把这些兄弟们纠集在这白雾山屯田种地、养精蓄锐，并不是图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
刘泊杨的想法是正确的，他认为自己手下这一百多人，全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他们心里向往的都是替天行道、打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脑子里装的全是如何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想法。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朝廷腐败、官场昏暗，根本实现不了这样的愿望。就像眼前的这种独裁统治，使得国际地位一天天的下降，外国列强肆意掠夺，而清政府却一个劲的求和赔偿，似这样的情况改变不了，老百姓们咋能过上好日子呢。
刘泊杨觉得，自己现在所明白的这种道理和形势，必须让全山寨的弟兄们都得明白。只有大家都明白了国家的形势，心中才有奋斗目标。到那时，我们才能齐心协力、同心同得去为这个目标奋斗，才能把这伙年轻人调教成一只无坚不摧、能征善战的队伍。于是，他就采纳了沈家儒的建议，在小学堂里开办夜校，让薛冬梅负责，在教好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还要领着大家读书念报，慢慢来提高全山寨人的思想觉悟。
想到这里，刘泊杨的心里甜丝丝的，不由得自言自语：“我就说嘛，大妹子日后必有作为，看，果然不错吧。按照沈老板的说法：如今的冬梅姑娘不但要给大家教文化，而且还要给大家教政治了。啥叫政治，这名词咱不是太懂，但政治肯定是国家大事。”
刘泊杨通过沈先生了解到的国家大事的确如此，目前中华民族的形势正是这样。面对清政府的主权沦丧，割地赔偿，国外列强掀起瓜分狂潮的形势，一大批热血青年积极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当中，沈家儒和这些年轻人一样，也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并于早期就亲身经历和直接参加了那一时期的诸多政治事件……
1895年4月17日的《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亿万民众义愤填膺，华夏大地上推翻清朝专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推翻卖国独裁的起义斗争如野火春风，方兴未艾。别小看这丁点的星星之火，却如燎原之势熊熊不息，给清政府以无情的打击。
1900年至1907年，中国北方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南方相继发生了黄冈起义、安庆起义、七女湖起义和镇南关起义。还有谭嗣同的生前好友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在长江两岸五地正准备同时发起勤王起义等，全国各地相继暴发的反清起义，可以说是风起云涌、波澜壮阔。
这些小型的武装起义尚且不说，仅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黄兴领导的“华兴会”、蔡元培领导的“光复会”和张振武领导的“共进会”等组织共同发起的大型武装起义就有十次之多。起义斗争虽然大都失败了，可是革命烈士的献血没有白流，这些革命风暴犹如一发发重型炮弹，轰得清王朝摇摇欲坠、岌岌可危。
孙中山，广东香山翠亨村人。早在读书期间，孙中山就很注重对社会实践的了解和参与，常以“学堂为鼓吹革命之地”，阐述政治报复、抒发爱国热情，用“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而自救”的道理，鼓动人们奋起革命。假期中，则努力投身社会实践，力挽社会颓风。一次，孙中山假期回乡，途径武昌总督府，想求见总督张之洞，便呈上“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的名片。张之洞一看很不高兴，问门官来者何人，门官说是一介书生。张之洞写了一行字，叫门官交给求见者。孙中山展开字条一看，是一联出句（上联）：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安敢称兄弟？
孙中山看罢微一笑，也挥毫写了相对仗的一行字，请门官送给总督。张之洞打开一看，是一行对联的下句：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
张之洞读罢，不禁暗吃惊，对句所展示了这位年轻人的才气和傲骨，便即令打开中门，迎接这位风华的读书人。孙中山应对“王侯”的事，很快在学校里传开了，同学们无不敬佩他的才华和志向。
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曾在广东澳门一带行医。1894年，他怀着满腔的报国热情上书李鸿章，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用，货畅其流”的改良主义主张，始终未被朝廷采用。孙中山看到了京津的黑暗。遂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并在香港成立总会，立志推翻满清王朝。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联合了黄兴的“华中会”、蔡培元的“光复会”、张振武的“共进会”等其它革命团体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后改为“中华革命党”，被推选为总理。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带领同盟会员，联合海内华侨与会党及国内的新军，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最后于1911年10月10日组织的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武昌起义胜利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12月29日光复后的各省在南京筹组中华民国政府，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便是著名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它推翻了清朝政府270年的独裁统治，结束了中国有史以来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实现了民主共和。
正当举国民众庆祝胜利，享受共和喜悦之际，由于美、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
北洋军阀政府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卖国投敌。但即是这样袁世凯还不满足，他要求的是像封建皇帝那样的最高权力。于是他便从两方面下手，一是要求革命党人把军队交出来，另一方面开始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
1912年8月，袁世凯勾结黎元洪将著名革命党人、武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振武诱至北京杀害。1913年3月20日将宋教仁诱至上海车站杀害。1913年6月袁世凯又以“不服从中央”为名，连下三道命令，解除了革命党人李钧烈、胡汉民、柏文蔚三人所担任的江西、广东、安徽三省的都督职务。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又宣布解散国会。紧跟着着手于恢复前清官制，确定新的总统选举法。并在新的总统法中决定，袁世凯可以连任总统，还可以推荐自己的儿子为总统的候选人。
当然了，袁世凯的心里十分清楚，恢复封建帝制，必须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否则是行不通的。为了尽快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签订了《二十一条》成为近代史上的头号卖国贼。在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袁世凯终于在1915年12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当上了皇帝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孙中山发动了第二次革命，先后两次发表《讨袁宣言》。在广州召开非常国际会议，组织护法军，并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下台，同年6月6日在病中死去。
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于1920年回广东，1921年就任非常大总统，1923年镇压了陈炯明的叛变，重建大元帅府。1924年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持农工”的三大政策。从那时起，中国国民党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中华民族初步实现了民主共和。
武昌起义后，河南的同盟会员积极响应。1911年11月3日，河南同盟会共同推举张钟端为总司令，王庚先为副司令，决定于1911年11月4日发动开封起义，可是不幸事情泄露。同盟会正在议事中突遭清兵包围，王庚先庆幸逃脱，总司令张钟端及其十一人被捕，后全部英勇就义。
王庚先，字协三，河南邓州谷社寨人。出生于1866年，家境贫寒，幼年时过继给伯父王得纯生活，后随伯父读书。1903年中秀才，1905年被保送到日本东京弘文师院学习，同年秋在南京参加同盟会。1907年回国，后任邓州高等学堂监督。
当时的邓州衙门，和大清国朝廷内部一样，黑暗腐败，知州温邵良以办新学为名，大肆摊派，损公肥私。对此，王庚先十分生气，一封控告信将其贪污的罪状告到河南巡抚那里。可是温邵良先下手为强，反将王庚先以诬告长官的罪名下进了大狱。
邓州的老百姓们得知消息后，聚众入城，打进知州衙门，与衙门的守卫军进行搏斗，温邵良吓得从后门逃跑。后来，他怕激怒民心，发生更大的变乱，于是尽快将王庚先释放。王庚先出狱后，随即前往杞县、开封等地联络同盟会员，继续从事反清斗争。
在日本读书期间，王庚先认识了同是河南老乡的小伙子沈家儒，两个人相处的十分友好。
沈家儒，河南嵩山人，家境富有。老父亲在开封经商多年，曾担任过农、工、商、贸各界联合商会会长。沈老爷子为人正直，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他让儿子放弃极为优越的生活环境和万贯家产，东渡日本求学，就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沈家儒到日本后和王庚先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两个人志同道合，坚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便和其它爱国青年一起参加了同盟会。1907年回国后，明里是在父亲的珠宝玉器外贸商行经营生意，暗中仍在从事反清斗争。
王庚先、沈家儒回国后的那几个年头，正是反清大业最为艰苦的几年。有的地方形势的发展几乎为零。统观河南各地的反清局面，王庚先认为豫西南地区的革命力量相当薄弱。尤其是桐柏山以东、以北至南阳一带，伏牛山以南至江汉平原这一带更是如此。于是王庚先和沈家儒商定，沈家儒在淮水镇建立一个联络站，，其公开身份是沈记珠宝商行的老板。负责桐柏山以北地区至南阳一带的发展及联络工作。
伏牛山以南至江汉平原这一带，由王庚先在邓州古城建立一个联络站，其公开身份是邓州高等学堂监督兼邓州商业学校的名誉校长，具体负责这一区域的联络工作。
这样一来，两个老同学相距近了许多，仍然可以在一起并肩战斗。淮水镇这方面有了什么情况，沈家儒可让刘泊杨的镖局用快马送过去。王庚先有什么指示可让送东西的人返回时稍回来，其实是很方便的。中原镖局有几匹好马，这些马可以说是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用起来非常快捷。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需要两个人共同商量，刘泊杨就会有专人专马护送沈家儒来到邓州城向王庚先当面汇报并协商行动方案。
同盟会的革命经费是十分困难的，无论在国外国内都是如此。孙中山为了支持国内的斗争，除了在世界各地募捐外，还把亲哥孙楣半辈子千辛万苦挣下的家产用的净光。国内的同盟会员们也同样如此。王庚先从在组织开封起义前，就把自己这几年的薪水，伯父留下的财产全部用到了反清斗争的事业中去了。
沈家儒花去的银子将要更多些。这几年淮水镇上的珠宝行仅此一家，生意相当红火。平时赚的钱和其中一部分父亲投入的本钱，他也都弄的净光。全部作为革命经费花出去了。
面对儿子在生意上的连连亏损，沈老爷子心知肚明。他知道儿子干的是正事，钱花的正当。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像儿子这样的年轻人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冲锋在前，实在是后生可为。当儿子的给我们这些当老子的脸上也争了光，别说是花了点银子，即使花去我这万贯家产也值得。因此，每当沈家儒手中紧缺时，老人家总会慷慨相助。
河南同盟会组织开封起义前，沈家儒把商行的存货全部处理完，和王庚先一同把钱送交起义指挥部。最终使商行门店关门，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找到老客户欠账。因为沈家儒没脸再向老父亲开口要钱了。后来多亏了刘泊杨把欠的二百多两银子的货款给还上，要不是这，真的恐怕关门停业了。
中华民国建立后，王庚先分别担任过新野、嵩山、宜阳知县。这期间他曾和沈家儒商量说：“家儒兄弟，我计划从现在开始，我这当县令的薪水一概不用，攒起来，咱们再到各界或民间募捐一点，为开封遇难的那十一个烈士修一个祠堂，让后人们都怀念他们，你看咋样？”
“兄长言之有理，我们共同操办吧，我想此事一定能成。”可是谁知道王庚先生性耿直，不屑逢迎，县令当的不长，后来一直困居下位，因此心中所期盼的好多事情均亦无所成，其中也包括修烈士祠堂一事。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搞的是两大运动。一个是会党运动，另一个是新军运动，注重培养自己的军队。而辛亥革命后，他的活动变成了拉拢军阀，没有了属于自己的有生力量，结果不断失败。这使孙中山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于是他在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于1924年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自己的队伍，培养军队的高级指挥官。
王庚先、沈家儒两人也从长期革命实践中，和开封起义的失败中得到了教训，同样使他们也明白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如果没有枪杆子，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因此，沈家儒根据王庚先的建议，开始关注清风寨上这支一百多人的队伍。除了在暗中观察外，还从明处给予无私的帮助。尤其是帮助他们治疗瘟疫那一次，沈家儒在这伙人的心目中，已经像观音菩萨一样被敬奉着。
沈家儒的帮助，使清风寨上七十个病人起死回生。这些病人们自从荷花死后，他们的情绪一落千丈，躺在那里等死。谁也不会想到，还会有这么一位观音菩萨来拯救他们。他们的命是救过来了，可是这中间沈家儒两天三夜的奔波谁也不知道。这都是小事，奔波几天无非是受点苦累，也就罢了。而沈老爷子在开封设法搞到那么多的盘尼西林和其它药针，这得需要多大的面子，得花多少银子刘泊杨他们就不清楚了，估计花的不少。
但是，这伙绿林好汉却知道一个道理，那就是救命之恩，当以死相报。他们不止一次的声称，不管沈老板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不管沈老板干的什么事业，我们都拥护支持。正是这场生死边沿上的相救之恩，使清风寨人和沈家儒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许多，由过去的合作关系变成了亲密无间的挚友关系。
这几年，刘泊杨的中原镖局，为沈家儒前往武汉、郑州、开封等地押送过几次东西，其中有货物、有银子、还有书信银票及别的物资。这些东西对方收住之后，仅只是给了个收据，从没见过给沈老板一分钱。当时刘泊杨就搞不明白，心中暗想：究竟这沈老板的身上跳错了哪根神经，难道说他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观音不成，不可能啊。据我所知，他一没有点石成金的法术，二没有屙金尿银的神驴，怎么能如此慷慨，大手大脚呢，这不是神经病又是什么？
直到后来刘泊杨才知道，那些东西中包括银两银票，其中一部分是王庚先的私人钱和沈老板的生意钱。其余的是他们两人在工商界募捐来的，全部送去当做革命党人的斗争经费。
王庚先、沈家儒两人的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舍个人为别人的品质和为拯救民族危亡而不惜牺牲自己的高风亮节，深深鼓舞着清风寨上的这帮子兄弟。
随着双方关系不断的密切，沈家儒可以公开的给刘泊杨的这帮子兄弟们宣传革命理论，在他们中间详细阐述“联俄、联共、扶持农工”三大政策的伟大意义。认真讲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主、平均地权”四项纲领的精神实质。根据山寨人员的文化状况，沈家儒结合形势，深入浅出，使对方人人都能听清听懂。
为了培养清风寨人自己的政治老师，沈家儒建议，鉴于薛冬梅当年在刺林寨学堂学习了近两年的国文课，可让她来担任清风寨的国文老师。并希望冬梅姑娘不但要教好大家的文化知识，还要利用夜校课给大家读书念报学习政治，从而使大家了解国家的形势，提高思想觉悟。薛冬梅果然不负众托，她首先当好学生，自己弄不懂的问题认真向沈先生请教，然后再到课堂上当好先生，把清风寨的夜校教得有声有色。
刘泊杨彻底搞清了沈家儒的真实身份后为之一惊“啊，革命党人呐，太了不起了，实现民主共和的领头人那，实在是了不起呀。苍天呐，太感谢你了，多少年来朝思暮想的高人无缘相见，原来却近在眼前。这不是我等众人期盼已久的事吗。兄弟们经常说报国无门这不是有门了吗。看起来这位沈先生就是我们的领路人了，我们不但要实心实意的为他做事，而且还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不妨为他配上个专人保镖，左右跟随，这也算是清风寨为民族大业贡献的力量吧。”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刘泊杨以为今后有革命党人的指引，兄弟们就可以奔赴疆场，愿洒热血和入侵之敌刀兵相见，报效国家，或者可以替天行道，打富济贫和土豪劣绅斗争到底，平均地权，打出一个太平盛世来。可是他们那里知道，眼前的革命党已经不是孙中山在世时的革命党了。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失去了核心人物，党内出现了新的政治局面。高层领导中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使国民党明显分化为左、中、右三派。
国民党左派，代表着统一战线内部的工人，农民和下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国民党的中派，人数较多，成分复杂，政客、投机家、阴谋家和实力派军人都有。这些人害怕工农运动发展起来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因此极力反对。右派是国民党中的反对势力他们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贯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把共产党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想消灭共产党。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右派的活动更加猖狂。
廖仲恺先生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他始终拥护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中山先生逝世后，被推选为国民党领袖，他竭力巩固左派的领导地位，认真维护党的团结，坚决支持工农运动，曾任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在平定商团叛变，平定滇桂军阀暴乱，继续讨伐陈炯明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等战斗中均做出巨大的贡献。
作为在国民党中最有权威的左派领袖，廖仲恺对党内的右派分子，无情的揭露，和对革命力量的坚决支持，引起了帝国主义军阀和党内右派分子的高度仇恨，他们在暗中已经做好准备，找机会将其杀害。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和夫人何香凝等人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常务会议，在党部大门口遭到暴徒的枪击逝世。从此，国民党进入了多事之秋，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使国民党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这一年的八、九月间，豫西南灾情严重，庄稼基本绝收。社会上闹大饥荒，贫民们饿死的不计其数，再加上国民党高层形势令人担忧，使得王庚先的情绪极为不好，于是他决定出去走走，找一下老同志们倾诉心声。
腊月半间，王庚先来到了淮水镇，和沈家儒畅谈了一个晚上。王庚先说：“家儒兄弟，这年把时间我的做法和一些想法可能有些不妥，说出来请你参谋一下，看错在哪里。之所以给你说，因为咱俩是生死与共的同志，问题大小都有担负，即使方向错了，也无关大局。”
看到老同志心情不好，沈家儒说道：“兄长何必如此多虑，想当初你我兄弟身在异国，结为知己，这么多年来同甘共苦，度过了无数个艰难的岁月，向来说话开门见山，怎么今天却是吞吞吐吐，我看大可不必，请兄长直说无妨，对的错的全倒出来。”
“好，是这样的。今年夏天，邓县成立了共产党的地下领导机关，上边调来个书记，此人叫李子平，工人出身。前些年参加了毛泽东在苏区举办的农民运动短训班，学习毕业后，到工厂组织过工人罢工，在农村发动过农民暴动，看样子非常能干。在武昌学习期间，曾和咱们的老首长黄兴同志相处的极好。这几个月，我和李子平有过好几次的接触，就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在一起畅谈了好长时间。我觉得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理论上虽然是大相径庭，但究其实质在强国富民、实现民族复兴的问题上，却都是一致的。无非都是让国家强盛，民族兴旺，老百姓幸福而已。”
“我想，也是这个道理吧。”沈家儒略有所思的回答了一句。
“眼前共产党坚持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在农村开辟根据地，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些理论都是非常正确的，值得我党借鉴。只可惜孙先生和廖先生走的太早了，三大政策成了一纸空文。”说到这里，王庚先长叹了一声。
听了王庚先的话，沈家儒似乎想起了什么。随后他接着王庚先的话题说：“协三兄说的是啊。前不久我回了趟老家又去了开封，听到家父和几个工商界的元老在一起议论，其内容和咱们通过组织掌握的一样。这些消息听了让人心寒。尤其是这两年，党内的右派猖狂到了极点，你我虽然都是老牌的同盟会员，显然干涉不了上层的大局。目前我们固然是处在这多事之秋的逆境当中，但我觉得你老兄接触一下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并不是什么坏事。”
“话虽是这样讲，但形势却很不利呀。前两年，汪精卫和胡汉民争夺党的领导权，蒋介石和许崇智争夺军队的领导权，把一个好好的国民党搞得乌烟瘴气，结果蒋介石捞住了资本。虽然因为发动‘四一二政变’引起民愤而被迫辞职，但借助宋氏家族的关系取得了美国的支持，反而又加强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为了镇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他从今年开始将对红军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你说孙先生的‘联共’方针还能实行吗。别说共产党了，即使我党的左派人物蒋介石也是不会放过的。”
听了王庚先的话，沈家儒有些茫然，心中好不失落，说话语气有些沉重。“如此说来，共产党这面我们是不能公开联系了，否则势必招来杀身之祸的。这样的局势长此下去，那不等于让地主阶级、贪官污吏继续敲诈勒索，欺压老百姓吗。这么多年，革命党人的鲜血不都白流了吗”？
“我看那也未必。江湖上有句行话叫什么来着，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蒋介石想排除异己，没关系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哪里有革命干，咱们就到哪里去，干嘛非吊在他那一棵树上呢。想当初孙先生提出的治国方针，现如今共产党提倡革命理论，两者本身就是一个共同目标，为啥不能走到一起呢。咱们早期的老同盟会员朱德，老革命党人贺龙、刘伯承等好多人，现在都已经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工农红军的高级指挥官了。因此我觉得他们就是咱的楷模。”
“兄长言之有理，今后，我们不但要继续合作，而且还要向其靠近，运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来指导我们。前些时听家父讲，大别山地区、桐柏山地区的工农武装不断壮大迅猛异常，共产党组织的农民暴动如暴风骤雨。开仓放粮、平均地权，形势令人振奋，干起来尽管艰苦也心情舒畅。因此我打算抽机会和这桐柏山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面谈一下，希望他们派个代表来帮助我们，把刘泊杨们培养一下，协三兄可否同意。”
“完全可以，如果来不了党代表，我们可以派人过去学习，要是对方欢迎，你可带着这支队伍一同过去，参加共产党的农民自卫军或红军游击队。不过，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下决定。眼前得想办法搞一小批武器，尽快把清风寨这帮人武装起来，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我们就能主动出击。如今的时代，打起仗来光指望长矛、大刀是不行的。”
“兄长所言极是，眼下，军阀混战，时局不稳，城里的资本家，农村的大地主都有快枪护院，咱们那些弟兄的武功再好，也比不过人家的快枪子弹。所以我们下一步要开展武装斗争，没有枪支弹药是不行的。这个事我找家父解决吧，他和几个军火商还是有一定交情的。”
“钱的问题，不能让老伯父在花费了，这是个不小的数目，咱们共同活动，找几个开明的绅士化点斋吧。这几年，为了民族大业，老人家花的钱太多了，想起来实在是于心不忍。”
“银子没有问题。这些年来清风寨人精打细算，目的就是壮大自己，武装自己，如果买上个三五支短枪，十来支长枪，还是不成问题的。
“哎呀，那就省事多了，如此甚好。这事就请沈老伯办理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和你商量，看使得否。前不久，听我的一个小老乡从淅川县老城镇回来说，伏牛山南的大山深处，有个集镇叫梨关桥，走在梨关桥的大街上一看，实在让人吃惊，那些卖儿卖女的，自卖自身的简直太多了。那一个个自卖自身的流浪儿童们，只要你给他饭吃，他就情愿跟你走。”
沈家儒听后长叹一声说到：“原以为山高皇帝远，没有官府管，山民们的日子要过得好一些，谁知道天下老鸹一般黑，真是一点不假。那兄长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到梨关桥看一下，把那聪明的孤儿买回两个，这些孩子们吃不了几年闲饭，咱培养几年，长大后肯定是咱的心腹之人，将来用起来比别人可靠多了。今后我们真要公开跟着共产党，将要面临着非常残酷的环境，斗争中有些事大人干不了，小孩却能干。因此，咱们要培养俩红色少年。”
沈家儒觉得老同志的话很有道理。是啊，既然是孤儿就无家可归，到了咱家待他好些，他们就会觉得这儿就是自己的家。过上两年有了感情，就和亲生儿子没什么两样，让他们送个信，跑个腿比找别人家的孩子强多了。于是第二年开春后，他让管家高枫、伙计松林跑到梨关桥将彭剑阁和李小栓买回来。
王庚先从淮水镇回来后，便和县委书记李子平畅谈了几次，他们从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谈到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从资产阶级革命的三民主义谈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英雄所见略同。王庚先觉得自己和沈家儒选择并即将要参加的共产党，一定会把中华民族带出火坑，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没有外来侵略，没有压迫、剥削的太平盛世。
而李子平呢，也觉得王庚先真不愧是中山先生带出来的老同盟会员。在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身处逆境却大义凛然，仍一如既往的和共产党真诚合作，实乃中华民族之瑰宝。
1930年，根据邓县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邓县县委遵照河南省豫南特委的指示“组织夜聚明散的游击武装，开展抢粮、分粮和打‘坏货斗争’。李子平和县委决定：于7月11日在谷社寨组织农民举行起义开展抢粮暴动，举起了全县农民运动的第一杆大旗，十分鼓舞人心。
对于共产党组织的这次农民暴动，王庚先坚决支持并极力相助。他在征得李子平书记的同意后，立即请沈家儒前来助阵。沈家儒收到信后，带着关敬东和常陪侠等人按时赶到。
抢粮暴动那天，关敬东他们混在民众当中，一个个身藏暗器，紧盯着场面上的动静，暗中保护着农会干部的安全。当农民代表打开地主的粮仓大门时，潜伏在粮仓对面一棵大树上的狗腿子，举起短枪，准备向代表们开枪。
可是这家伙做梦也想不到，关敬东那双鹰一样的眼睛，能让他得逞吗。只见关敬东手起镖落，一道细细的白光如同电击一样打中那人的手腕，那家伙疼的身子一抖擞，手指撞动扳机，猛听“铛”的一枪，紧接着“咚”的一声从树上掉下来。老百姓一看，这该死的大恶霸还敢暗中杀人，如果没有高手相助，今天不知要死多少人哪。百姓怒火冲天，冲上前去，拳打脚踢，一会儿把这家伙收拾得的满脸开花，逃出了人群。
趁着众人的混乱，另一个狗腿子从腰间抽出短刀，藏在袖筒中，紧跟在农会主席的身后。常陪侠的双眼，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身影，但并没有急于出手，常陪侠要像干爹那样，等对方下手时打他个正着，好让老百姓们看清楚敌人的反动嘴脸。
紧跟了一会，那家便迈开大步，凑到农会主席身后，举起持刀的右手，即将行刺，常陪侠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只见他双指一弹，一颗核桃大小的石头子“嗖”的一声飞将过去，点住那家伙的穴位，只见他高举着持刀的手，像木头桩子一样立在那里，一动不动。老百姓一看这副德行，明白了一切，当时就骂声震天。有的往他身上扔烂鞋，有的扔垃圾，有的朝他脸上吐唾液，一会就把这货打扮的不像人样。
常陪侠一看达到了目的，双指又是轻轻一弹，一颗石子飞过去解开了他的穴位，那家伙爬出人群，拔腿就跑。关敬东、常陪侠这两手露的太精彩了，实在是大快人心。使那些长期受狗腿子欺负的老百姓们，大解了心头之恨。他们在心中暗暗高兴：“这下可好了，只要共产党中有这样的高人，往后，这些家伙们总不敢太猖狂了吧。”
这次抢粮暴动的成功，在全县反响很大，给那些反动的地主及其武装一致命的打击，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可以说这次抢粮运动，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清风寨上的关敬东、常陪侠们功不可没。
1931—1933这两年，邓县的老百姓们遭受着空前的磨难。除了本县官员的横征暴敛外，又来了内乡民团的敲诈勒索，穷人实在无路可走。内乡民团是南阳方圆几百里内势力最大的一股土匪。民团司令别廷芳，荒唐粗暴、手段残忍。靠着打家劫舍逐步强盛，自己办起了兵工厂，生产枪支弹药。几年下来，把南阳以西的西峡、淅川、内乡、镇平的老百姓敲诈的精精光光。别廷芳本人也看的清楚，这些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油水了，只好把目光盯在邓县人们的身上。
就这样，内乡民团耀武扬威的驻进了邓州古城。民团总司令别廷芳，一支队长杨捷三，二支队长赵泽三轮换盘踞邓州。进驻后，他们无恶不作，欺压良善，邓县的老百姓苦不堪言。面对如此残暴的局面，县长吴显祖连问都不敢问。
得知这个消息后，王庚先从开封回到邓县城，协同邓县民团团长戴焕章开展了驱别活动。游行示威，声讨集会，反对内乡民团对邓县人民的统治。别廷芳不但不愿离开，反而找机会报复。没过多久，戴焕章带着卫兵回到老家回龙寺，被杨捷三发现。杨捷三心想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只是不能明目张胆的将戴焕章打死，干脆包围起来，断其吃喝，。这一围就是半月，戴焕章硬是跳不出去。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王庚先派人骑快马飞奔淮水镇，请沈家儒前来解围。沈家儒随即带着刘泊杨、张天翔等十几个人，马不停蹄，第三天后的半夜赶到邓州城。
此时正值黎明前的黑暗那一时刻，包围圈的兵丁们已经十分困倦，营房内兵丁们睡得像死猪一样，这样的下手机会好像是特意为张天翔创造的。刘泊杨点头示意，张天翔仍如一只蝙蝠轻轻的落进敌人的营房，他用用药把敌人迷倒，然后把所有枪支的扳机全部卸掉，往布袋里一装，又轻轻的落到刘泊杨的面前。守在包围圈上的兵丁大约有一个连的兵力，百十来人的样子。这些家伙们一个个无精打采，刘泊杨们像一只只夜鹰飞到包围圈内，如无人之境。这种短兵相接的面对面格斗，正是清风寨兄弟们的强项。那一把把雪白的短刀，呼呼生风，包围圈被打垮了。
趁着这种机会，王庚先跑进回龙寺说：“戴团长，赶快走！”
戴焕章双手抱拳、眼含泪水说道：“协三老兄多保重，后会有期。”说完话便消失在夜雾中。
刘泊杨一看解围成功，和弟兄们迅速打扫战场。在东方即将发白时，刘泊杨和沈家儒带着二十支步枪，两支短枪像一阵风似的凯旋回山。
杨捷三在赌场里整了一夜，实实在在地捞了一把。那几个富豪谁敢得罪他，反正是输也好赢也好钱一个也拿不走，倒不如都让他弄走落个高兴罢了。因此杨捷三像捡了个金娃子，哼着梆子腔回到驻地。当他回到营地一看，吓傻了双眼，惊得他伸着舌头，流着涎水，坐在地上半天都起不来。除了那些睡得像死猪一样的活人外，被杀死的二十来个人的尸体，像麦个子一样倒了一大片，看着让人胆寒。
过了好大一阵子，杨捷三擦了擦头上的冷汗，慢腾腾的走到自己的自己的帐篷，伸手去揭门帘，只见门上有一把匕首钉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非常感谢杨大队长送给我们几十支好枪，请准备好，过几天我们还会来取。——白雾山替天行道飞龙队。”
沈家儒和王庚先的这两次见面都是一会儿之间。为了避免其他事端的发生，这两次任务完成后，沈家儒便带着清风寨上的来人迅速回山，两个老同志根本没有机会详细交谈。谁知道，回龙寺解围的这次见面竟成了两个人的生死诀别。
原来，王庚先组织的这场反对内乡民团的统治活动和帮助回龙寺的解围行动，惹恼了内乡民团。杨捷三恨之入骨，他料定这次解围是王庚先所为。此仇不报，无脸于世，他下决心要将王庚先置于死地。最终瞅着机会，于1934年2月9日在新野县的范潭寺将王庚先杀害。
王庚先牺牲后，邓县的老百姓怒火烧胸。各界代表行动起来，纷纷要求县政府惩办凶手。县长吴显祖摄于别廷芳的势力，始终没见行动，沈家儒得知消息后，发动了一批老同盟会员，协同邓县民众代表联合上书，要求国民党河南省府捉拿凶手。在老同盟会员和民众代表的共同努力下，杨捷三、田子约两个凶手在省城开封伏法，最终受到应有的惩罚。
对于王庚先的死，沈家儒深感悲痛。自从1905年两人相识至今，已近三十个年头。三十年来两个人志同道合，心心相通，共同战斗在同一条战壕。期间无论有多少个心酸，多少个喜悦，多少个挫折，多少个坎坷，两人都精诚团结在孙中山的旗帜下一路走过，而眼前面临着党国大业的危急关头，正是需要互相帮助的时候，老兄却壮烈捐躯。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好不痛煞人也。
沈家儒的内心很不是滋味，他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思考未来感到有些茫然，在革命的道路上，将来有了难题，谁来帮助我；有了疑问，谁来引导我；有了错误，又有谁来提醒我。所有这些都让沈家儒感到难受。尤其是在当前，面临着复杂的形势，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对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协三兄又不辞劳苦从邓州古城跑到淮水镇点化我，让我恪守联共方针，坚持走共产主义道路，参加共产党的队伍，这是一种多么真诚的思想感情啊。可是，这种亲耳聆教的机会，已永无可能。
想到这里，沈家儒老泪纵横。他望着墙上那明亮的灯光陷入了深思。突然间左面墙上文天祥诗句的条幅“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右面墙上王翰诗句的条幅“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映入他的眼帘。
重温这些诗句，沈家儒心头一震，豁然开朗。是啊，革命斗争你死我活，哪有不牺牲人的。峥嵘岁月，不堪回首。仔细想来，追随中山先生的几十年来，革命党组织了那么多次的武装斗争，那一次不是奋斗牺牲、前赴后继。那些持枪上阵的革命战士们，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有几个能活着回来的。他们的亲人，不都是这么悲痛吗。因此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夺取最后的胜利，让先烈们含笑长眠。
慢慢的，沈家儒恢复了平静。他面对王庚先的灵位暗暗发誓：“协三兄，安息吧，前年腊月的那次长谈，兄弟我会铭记在心，家儒一定不负重托，把你老兄的期望变成现实，等我完成任务之日，说不定就是到那边见你之时。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咱老哥俩又可以并肩战斗了。”……
一想起这里的大地主，刘泊杨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在淮水镇上那几个大地主中间，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便是大恶霸地主祁驷民。
祁驷民，家有良田三千来亩，眼前存粮几十万斤。他利用这大灾之年，发不义之财，大斗进，小斗出，并且还在粮食里掺沙粒和碎土，坑害穷人伤天害理，但老百姓无可奈何。
祁驷民本人心狠手辣，在他家干活的长工们连累带饿死的人，的确不少。据长工祁大个讲，在他家干活的长工们，天一闪明必须到地，不见夜色就别想收工。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劳累，搞的人筋疲力尽。而吃的却是包谷糁掺菜团子的窝窝头，还不能填饱肚子。祁大个的父亲和其他两个年龄大点的长工便死在祁驷民的大院里。祁大个年轻体嫩，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跑到清风寨不走，要求入伙。
别看祁驷民年龄不小，还是个老色狼。经常吃山珍海味，生猛海鲜把老家伙的身子骨保养的特别硬朗，为了保持旺盛的精力，前些时掏了二十块大洋，买回来个二十岁出头的奶妈子。这个奶妈长得如同花朵一样，她的儿子生下来后得惊风死去。那姑娘的初乳像玉液琼浆，不但丰富，且有营养。白天，祁驷民喝着这小媳妇的奶水，晚上抱着小妞睡觉，这种日子神仙也比不上。这么个糟老头子有如此的艳福，无非是大洋成箱、丝绸成柜、牛羊成群、骡马成队。一句话——钱通神路。
即便如此，一过了新鲜劲那老家伙又嫌不过瘾了，府上那三四个漂亮的丫头都成了祁驷民的玩物。人老珠黄的结发妻子敢说半个不子，一顿拳打脚踢，谁也不敢上前阻拦。
半月前，祁驷民又想换下口味了，他让管家替他买回个十五六岁的清纯少女，这姑娘年龄小害怕没答应他，祁驷民挥动起两个蒲扇般的大手，在姑娘的脸上左右开弓，打的那小妞晕了过去。祁驷民趁势抱到床上将其糟蹋。完事之后把姑娘锁在屋里，好吃好喝的供着，想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像这样的恶霸地主我们为啥就不能造他的反呢。
想到这里，刘泊杨决定前往淮水镇，面见沈先生，和这位知心的朋友说出自己的想法，究竟怎样收拾一下这个老家伙，让沈生先生帮着出出主意。
第二天早饭后，刘泊杨安排好山寨的具体事情，又直接到小学堂见了一下薛冬梅说：“大妹子，今天我打算去淮水镇，有事要和沈先生商量。只是我这想法有点冒险，不知道敢不敢向沈老板说，过来和你商量一下，我心里踏实。”
“大哥怎么说话呢，山寨的大事，有敬东和天翔两位兄弟帮助你，三个人一商量不就完事了吗。我一个妇道人家，不能随便插话，如果让别人知道了，又该说我给你吹枕头风了。”
十多年的相处，双方的称呼叫惯了，猛一下改不过来。所以他俩成亲后仍然是“大妹子”、“大哥”的叫着。
“大妹子，你还别说，这男人哪，还真得有枕头风吹着，要不吹他醒不过劲来。我呢，更需要你的枕头风吹一下，因为你是清风寨的政治老师。如果这事儿是开荒种地、保镖送货我自然会和两位兄弟商量，可是这政治上的大事，咋能不向你汇报呢。”这话虽是半开玩笑，但看到丈夫认真的样子，薛冬梅便耐心地听刘泊杨把祁驷民的情况和自己的打算说完。
“大哥，我看这事必须给沈先生说，眼前的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大别山、桐柏山一带，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热火朝天，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自卫军，老百姓的情绪十分高涨。那些革命的对像和祁驷民都是一路货色的大地主、大恶霸。咱淮水镇附近的老百姓早有传闻。因此，祁驷民家的粮食、土地早就该分掉他。”
“好，我就动身走，你去把那蒸饺子装一些，我给儿子带去，咱陪侠爱吃你做的。”“不用了，前天我去淮水镇找吴先生时，给他带去过了，难得你这么惦记他。另外，吴先生说让沈先生明天到他老家见面，有要事相商。”
刘泊杨答应一声，便翻身上马。不一会消失在山林中。薛冬梅看着刘泊杨背影只觉得心里甜丝丝的。成亲以来，刘泊杨对自己的儿子像亲生一样，有些地方看的比自己的儿子刘栋梁还要亲近，这使薛冬梅非常感动。
刘泊杨辞别了爱妻，扬鞭催马于午饭前赶进了淮水镇。他先到镖局向儿子打个招呼，随手扔下几只野味，便来到沈记珠宝商行。老朋友一见如故，没有过多的客套。刘泊杨便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把祁驷民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想法，和最后的打算细说一遍，等着沈老板拿主意。
沈家儒沉思了一会开口说：“你的想法和打算很好，我也有这样的想法，自从参加了邓县抢粮暴动回来后，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像祁驷民这样的家伙是应该收拾一下。这几年灾荒不断，穷人们连命都保不住，他却把粮食压在家里，抬高市价，好从中牟取暴利。就单说这一点就该组织农民抢他一家伙了，让老百姓度过饥荒再说。”刘泊杨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可是，你有所不知，这里面事关大局的问题太多了。而这些问题是我们两个人不能办也办不到的，比方说政策问题。组织农民搞武装暴动，这本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自上而下有一整套组织体系和方针政策，到目前为止，别说我们没见过人家的政策法规，就连一个共产党员的影子都没见过。”
“有道理。”刘泊杨似乎意识到了。
“其次是权力问题，乡村中的农会组织，实际上是共产党在农村的领导机构。现阶段党规党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就是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可是咱俩，一不是共产党，二不是农民代表，有什么权利和资格去组织农民搞暴动？再说了，共产党人都是从群众中走出去的，他们不但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而且还有强大的号召力，一呼百应。目前，我们还达不到这个条件，谁能听我们的呢。”
“那依先生的意思是，我们干脆不搞革命了，让这家伙继续为非作歹，继续欺压百姓算了。”
“咋能不干了呢，无非是讲究政策和策略。咱们要像邓县的那抢粮暴动一样，共产党在地下指挥。农会在台前战斗，我们在四周保护。不干不说，一干就得干出个样子来，我们齐心协力，非把淮水镇打出个红色苏区来，让这些可怜的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但是，我们必须等待时机，我相信共产党不会忘了这块地方。”
“沈先生所言极是，听了你这精辟的见解，我才有所明白，仔细想来那倒也是，光靠鲁莽行事，不但不能成事，还会影响大事的。”
“知道就好。至于祁大个这个人，你可继续做他的思想工作，依靠他在穷人中的影响，先组织一批骨干分子。尤其是把那些苦大仇深的、与地主恶霸不共戴天的穷苦百姓们联系在一起，这就等于把农会的架子搭起来了，只等来了共产党，咱把这农会的架子交给他们来领导，咱们便可一起行事。其次让他们在群众中开展政治攻势，大力声张剥削要废除、地权要平均、人吃人的制度要彻底的消灭等舆论。这样我们就立下了大功一件。”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此话太有道理了，每次跟你在一起交谈，总有一定的收获。沈先生的政治远见和雄才大略使小弟受益匪浅。看起来，你还是多到山寨几趟，给我们说道说道，让弟兄们多长点见识，免得下一步大家跟着共产党干事时马失前蹄、落伍掉队。”
“难得大当家的如此谦虚。眼下，我们虽然还都不是共产党人，但却已干起了共产党的事情。那次从邓县回来后，听王庚先老兄讲，李子平书记吧咱们的情况汇报给了南阳中心县委和鄂豫边特委，共产党希望我们这支武装力量壮大成长，将来把武装斗争开展起来。可是这两年王先生过世了，我们一直没联系上共产党，不知道咋个干法。所以我打算回趟开封去找共产党，让他们派人来指导我们，然后痛痛快快的大干一番。”
“如此最好，清风寨的年轻小伙们盼的就是那一天。那请沈先生尽快和共产党的掌门人联系吧，我们静候佳音。这帮人哪，别看他们平时愣头愣脑的，可是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太平盛世，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打不出来的。另外听冬梅讲，镇立小学的吴先生，让你明天到吴家庄他老家见他，说有要事相商。走吧，到镖局去，我让陪侠把山鸡都炖好了，咱俩喝两杯吧，今天我高兴。”
第二天早饭后，沈家儒和管家尚高枫打了个招呼，便直奔吴家庄。问清了吴先生的住家，沈家儒直接来到这吴先生的家里。
吴先生，名叫吴用之，年龄看起来比沈家儒要大一点，五十开外岁的样子，前年春天来到这淮水镇小学教书，担任国文教员。此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却性情内向、沉默寡言。清瘦的脸上配了副大片的老花镜子，看起来给人一种深沉的感觉。这大概是做学问的人共有的特点吧。所以，同行的都叫他吴老夫子。可这吴用之不管别人咋叫，管他什么夫子也好，孟子也罢，只要有人叫，就只管答应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对他的尊敬。
吴老夫子非常喜欢名人字画，而且对珠宝玉器也格外欣赏。自从来到淮水镇后，一有课余时间便来到沈家儒这里，看看新到的古玩字画和珠宝玉器。时间一长，谈话的机会多了，他才知道，这位商行的老板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沈家儒呢，也从和对方的多次交谈中了解到吴先生这个人在古典文学、诗歌词赋、和文史领域等方面都有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对此，沈家儒不仅是为之敬佩，而且是心服口服。
这且不说，尤其是在交谈中，老夫子曾多次提到过当年的京都大学堂怎么怎么，后改的北京大学怎么怎么的。这说明这吴先生以前不是北大的教师，就是北大的学生。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只要出自北京大学都会令人刮目相看，因为那是戊戌变法的成果。所以沈家儒觉得对这样有才华的人叫老夫子并不为过。
刚认识吴用之不久，沈家儒有一种潜意识，这个吴用之有如此丰富的知识，就目前国内各名牌大学比较起来，不是从北京大学出来的学生不会有这么全面的知识。而北京大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在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变革大潮中，该校的师生们向来是勇立潮头、首当其冲，先后爆发过多次爱国学生运动。最令人赞赏是共产党的两个缔造者—李大钊、陈独秀都是这所大学的教授。难怪当时有人写诗赞誉这道：“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那么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也是人才济济、英雄辈出，一个个如同闪光的将星，照明了半个中国。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一大批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无数个事实证明这里的师生中有好多人，不但是有理想、有抱负、有志向的热血青年，并且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如果这个吴先生真的是从北大出来的话，那么想当初他在政治上也肯定会选择、在理想上会有信仰，而当时的信仰只有两个，一个是三民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这就是说，吴先生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便是共产主义的信徒。只可惜眼前无法判定。双方都是有身份的人，一个人去问另一个人的真实身份，那将是个地地道道的大笨蛋。
可是处于职业的敏感和当前形势迫切的需要，沈家儒急于想弄清吴先生的身份，怎奈这老夫子刻意隐瞒，根本不奔这方面的主题，即使沈家儒借机打听，但对方的回答都是滴水不漏，随便打个哈哈一笑了之。沈家儒看得出来，吴先生根本不愿谈及自己的身世。也只好作罢，无论如何不能强人所难，否则会弄巧成拙。
谁曾料到，这老夫子今天却找我来主动谈重要事情，既是约我上门谈，那就是不想让外人知道。好啊，不想让外人知道就是秘密了，看来今天老夫子要摘掉他那神秘的面纱了。沈家儒想着想着不觉来到了吴先生的家门口。
吴用之家的中陈设十分简单。当间的客厅里，一张老式条矶，下面一个大方桌子，两边各有一把老式圈椅，这算是上乘的客座，下面两厢摆着几把本地木工自己做的柳木小靠椅，这就是客厅的全部家俱。
客厅的左面是夫妇二人的卧室，右面是他自己的书房。见面后，两个人稍有寒暄后，吴先生便把沈家儒领进了自己的书房。书房同样没有什么东西，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一个大书柜，看上去有点寒酸。
一看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国文教师，家里面竟如此简单，沈家儒两眼有些模糊。不由得想起本地的姑娘们经常哼唧的两句民谣：“宁肯嫁错郎，不跟教书匠，吃喝穿戴穷酸相，一辈子难风光。”难怪老师的妻子们说话的时候总爱说“我家那穷教书匠咋着咋着。”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教书育人的先生们，日子过得是多么的艰辛。
沈家儒在书房坐定后，吴用之直截了当开了腔：“沈老板，咱俩认识的这一年多来，我知道你一直想弄清我的身份。可是，因为有多种原因不便告诉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时间不到，如果时间到了，不但我会告诉你，另有别人也会告诉你。
“不过我对你却了如指掌：1905年赴日本东京读书，同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回国，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组织过开封起义，事情败露后并未丧气，仍在各地从事反清斗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你仍信诺三民主义政策，实属国民党左派人氏。两年前协同王庚先、李子平保护了邓县谷社农民的抢粮暴动，并拥护邓县民众驱别运动，解救回龙寺之围，这两年又着手购买枪支弹药，暗中发展清风寨农民武装……”
突然间，沈家儒站起来大喝一声：“住口，不必浪费口舌了，叫人下手吧，算我看错人了，不过你得让我死个明白，你究竟是什么人，受谁的指令说出来，我即使死了也是痛快的。”
听着吴用之在逐条公布自己的“罪证”，沈家儒异常冷静。他不是害怕，而是在责备自己：我怎么这样笨蛋，总把此人往好处想呢，看来这家伙是老牌特务了，隐藏的够深。今天犯在他的手下，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死了小事，可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吧薛冬梅介绍给他，这不是白白的给恶狗送食吗？想到这里，沈家儒悔恨交加，不由得怒发冲冠，大喝一声拦住了话题。两眼啧出仇恨的火焰。
“沈老板，你误会了，吴某人如果是国民党的特务，没必要在我家里干掉你，况且又是我让人给你捎信，叫你到我家来，这不是给清风寨的人说明白了吗？让他们找我要人吗？天下不会有这么笨蛋的特务吗？所以你不必惊慌。倒是你这一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样子，更证明了我对你的看法，现在是该告诉你，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了。不过你必须先看一下这封信吧，当你看完这封信后，你就没有误会了。”说完话，吴用之将一封信交给了沈家儒。
沈家儒一看，心里犯了疑问。从笔迹上看的确是王庚先写给自己的亲笔信，只是两年前王庚先已经离开了人世。为什么在他死后的两年后怎么就冒出来这封信呢，他咋也想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迟迟没有拆信，仍用仇恨的眼光盯着吴用之。
吴用之内心明白，他是怀疑这封信的时间问题，毕竟这封信迟到了两年，对方怀疑是真是假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不看信的内容，自己便无从说起。于是他对沈家儒说：“沈老板，信里没有炸弹，你怕的什么，只有这封信才能说明你想知道的问题，只管看吧。”
沈家儒拆开了信封一看，王庚先那令他熟悉的字体出现在他的面前，他顿时有一种无比亲切的感觉。难怪人们都说见字如面，直到现在沈家儒才真正理解到其中的含义，他不由得仔细看下去：“家儒兄弟，首先向你介绍一下，你面前的这位送信人叫吴用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啊，你老兄够损的。好家伙，老谋深算哪，刚才那一阵，我好悬上去揍你一顿。”沈家儒只看了一句，便惊得大叫起来。
“多亏没揍我，真揍一顿，我敢说你会后悔一辈子的。继续看吧，看王先生都说了些什么。他是不会像你那样的，把我当成国民党特务。”
“对不起，非常抱歉，我错怪你了，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野味，喝白干，咱俩一醉方休。顺便我把具体情况向你汇报。”沈家儒说完话继续往下看。
“用之兄，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参加过‘五四’运动，后又和李子平一起到武昌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毕业后组织过铁路工人大罢工，参与过安源煤矿大罢工。后被中共上海中央分局派往大别山地区开辟红色根据地。曾和原鄂豫边特委委员、南阳中心县委书记张星江一起开创了桐柏山红色游击区。目前，吴用之是桐柏山以北、以东这一地区共产党的领导人。你和泊杨等人的情况，李子平已向吴先生详细介绍。并把邓县的两次之行和我们的那次雪夜长谈等问题，全盘端出。鄂豫边特委非常重视你们，吴先生更是梦寐以求。可以这样说吧，当吴先生见你之时，可能就是你参加共产党之日了。在这里，我过早的向你表示祝贺。你可别说我向你祝贺的有点太早，因为对敌斗争的形势太残酷，我们随时都有掉头的危险，一旦没了脑袋，到时候想祝贺也来不及了。故望你迎着风浪、勇往直前。至于我的事，遵照李子平同志的意见，过几天再说。据可靠情报，邓县县长王子义近期可能要对党组织下手搞破坏，我打算以老同盟会的身份和王子义切磋，这王子义当初也是同盟会员。如果能分化瓦解一下，可能要避免一场大的损失，这也是为党工作嘛……”
看了王庚先的信，沈家儒精神振奋，非常激动的说：“吴先生，你不亏是政治家，老练持重，足足让我猜了一年多，硬是没有猜着。我就说嘛，像你老夫子有如此丰富的知识，八成你是北京大学出来的。这两年我心里梦里都在找共产党，对于你，我能不往共产党身上靠吗。北京大学是什么地方，那是共产党的摇篮呐。可我是干怀疑没法子，你老兄硬是稳坐钓鱼台。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真和没娘的鸡娃一样，可怜透了。这一下好了，快说说吧，这两年是咋回事。”
“说起来话长，简单一点吧。鄂豫边区，包括原襄、枣、宜革命根据地和豫西南，南阳地区，在该地区的领导机关分别是鄂豫边特委和鄂豫边临时省委。1932年春夏之交，鄂北根据地在国民党的疯狂“围剿”下沦为白区，鄂豫边临时省委被迫由鄂北地区转移到南阳，但由于叛徒的出卖，1933年6月再次遭到破坏，在边区党组织失去领导机关、面临全面解体的危机关头，原鄂豫边临时省委委员张星江和河南省省委委员仝中玉等人挺身而出，于1933年7月召开了有泌阳、新野、方城、枣阳等县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建立了鄂豫边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危难时刻挽救了鄂豫边党组织。当时，我本人也被当做共党嫌疑关进了监狱。入狱后过了两次堂，第一次怪过瘾，好悬没把我这老骨头压碎，昏迷了三天。谁知道上苍有眼没让我死，这大概是马克思在那边做了工作。第二次行刑时，我想到这下可完了，谁知道掌刑的是当地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当初我在他家教书，他当了我三年的学生。这小子有良心、有正义，背着当官儿的不但没打我，还暗中保护我，那几天光烧鸡给我拿了三四个，这第二次过堂是真过瘾，过吃肉肉瘾。最后这小子做通了他老爹的工作，花了二百块大洋把我保出来，但出狱后仍有特务盯着，没法子，只好又去了江西苏区，一折腾一年多过去了。如果不是这样，信咋能现在才给你。”
“吴先生，你受苦了。可是你出来后就应该找我，白雾山、黑松林那么大的深山老林，能没你躲身的地方。如果你去了，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那清风寨的一干子人，恐怕早就被你调教成共产党的队伍了。”
“这你就不懂了，形势不允许我这样做。眼前，白色恐怖、腥风血雨，革命运动处于最低谷时期，党内叛变的人不少，脱党的人也不少，谁敢说你沈家儒还是以前的那个沈家儒？所以我必须重新考察你，重新认识你。为了这事，我去了邓县，只可惜李子平无影无踪，生死未卜，王先生已经去世，你说我咋能相信你。”
“说了半天，你老兄已经考察我快两年了，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呢。”
“如果让你看出来，那还叫什么考察呢，说实话你过早的相信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革命者不能光凭想像，如果说我是个国民党的特务，恐怕你老弟和刘泊杨夫妇早就成了阶下囚了。所以说，咱共产党人应该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形而上学怎么能行，必须让事实说话”
“吴先生言之有理，今后我会努力学习，一切从新开始吧。”
“如此甚好。不过直觉告诉我，在白色恐怖下、在革命党人中，你不但不会叛变革命，而且行会继续革命直至胜利。因为从武昌起义、开封起义到邓县的谷社农民起义，你和王先生都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可以说你们两人早就是革命党人中最成熟最优秀的政治家和革命家。”
“感谢吴先生的信任，家儒一定不负众望，努力做到你想像中那样，当一名优秀的红色革命家。”
“后来，你让薛冬梅姑娘前来讨教我那些激进的问题，坚定了我的信心。我打扮成收山货的老客去到清风寨和那些哨兵们打听情况，得到了证实。清风寨的那伙人正是在你和薛先生的教育下，已经懂得什么叫做无产阶级革命和红色革命根据地等理论。紧接着我又雇匹快马，以最快的速度赶向桐柏山区，向鄂豫边临时工委书记张星江、委员仝中玉二位同志汇报，工委一直同意你参加共产党。”
“原来如此，谢谢你的关心。难怪我急你不急，弄了半天是气候不到。这下好了，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主心骨。像这淮水镇方圆几百里，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地主恶霸，我们也组织一次农民暴动，打击一下他们的反动气焰。这些家伙们不但一贯欺压百姓，并且村村修围城、庄庄建木寨与共产党作对、与农民对抗，反共气焰十分嚣张。眼前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正紧锣密鼓。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单等着你这孔明先生来祭这个东风了。”
接下来沈家儒把祁驷民的情况，刘泊杨的打算和他让祁大个子在暗中发动群众的情况向吴用之介绍了一遍。
听完了介绍，吴用之非常高兴，他觉得在眼前十分严酷的形势下，沈家儒能以一个共产党人的气魄和智慧，暗中从事党的事业，这种精神实在可贵。他上前握着沈家儒的手说：“沈老板，别看我这像树根一样的手，还握过李大钊、毛泽东的手哩，今年又握过张星江书记的手，今天我要握一下你这个国民党人干着共产党大事的两面手。我相信你会和朱德总司令、贺龙军长、刘伯承军长一样在共产党的队伍中闪光。”
“感谢党对我的信任，家儒一定不负重托！”
“现在我以中共鄂豫边临时工委、淮水镇区委书记的名义宣布：沈家儒同志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从现在开始，我来当你的介绍人，同时给你几本书，待你通读之后，带着入党志愿书、申请书还来这里，我领着你面向党旗宣誓，到了那一刻，你就成一名正式党员了。”
紧跟着，吴用之详细的介绍了大别山和桐柏山党组织的建立及恢复的曲折过程，使沈家儒知道了好多原来想知道而又不能知道的悲壮往事。为党在白色恐怖、风云多变、天昏地暗的年代里能如此迅速的发展壮大，感到莫大的欣慰和喜悦。并为自己能成为这个党其中的一员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原来早在1922年，桐柏山地区就有了共产党的活动，1925年陆续开始建立党的组织，1927年前后，党组织就在那里发动过农民暴动。这和革命党人组织的反清暴动一样，虽然是失败了，但是党和广大劳苦大众并没有被国民党的残酷镇压所吓倒，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
1932年至1933年，在豫南特委的领导下，所属各县组织夜聚明散的游击武装，掀起抢粮、分粮和打“坏货”斗争，狠狠的打击了当地的反动势力，有力的配合力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斗争。
1934年根据上海中央分局的通知，鄂豫边临时工委书记张星江和河南省委委员王国华，到江西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两人共同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列席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
大会期间红军总司令朱德亲切接见了张星江、王国华两人，听取了他们组织夜聚明散的农民的游击武装，在桐柏、唐河、泌阳和驻马店一带开展抢粮夺枪和打击坏货斗争情况的汇报后，总司令明确指示张、王两人，要把游击队拉到山上去，选择复杂的地形到敌人统治薄弱的三不管地区去发动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
朱德总司令的只是，为游击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为鄂豫边区下一步全面开展游击战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1934年鄂豫边工委开始把工作的中心逐步转向发动武装斗争上来。七月份，工委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禅寺召开边区各县代表会议，会议根据张星江对中央苏区及边区形势的介绍，决定筹建游击队，发动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会后，工委又向中央局汇报桐柏山地区游击战争的计划，取得了中央局的赞扬和支持。
1934年11月鄂豫皖边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途经桐柏山区，张星江书记向副军长徐海东详细介绍了桐柏山区的敌情和地理环境。徐海东也建议鄂豫边工委在桐柏山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红二十五军又向边区党资助了三百元的活动经费，这样一来，更加坚定了鄂豫边工委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心。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准备，1935年7月13日鄂豫边工委召开扩大会议，邀请红军留下的伤员王连长前来介绍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不幸被当地民团包围，除张星江等5人脱险之外，共有8人被捕，王连长牺牲。这次事件使边区的党组织受到重大损失，发动游击战争的计划因此而遭受重挫……
听了吴用之同志的介绍，沈家儒眼睛明亮，信心倍增。他为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坚如磐石的革命信念所感动、所鼓舞，而暗下决心：今后自己要舍生忘死，像先烈们一样昂首阔步冲向新的战场。看着沉思中的沈家儒，吴用之说：“沈老板，目前咱淮水镇的武装暴动，时机并不太成熟，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缺乏大气候。刚才我向你介绍的情况你也听了，一个多月前那次事件发生后，党组织到现在还没有缓过劲来，张星江同志还不知道在哪里，这个时候搞暴动，形不成南北夹击，相互策应的局势，对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形不成钳制。二 是光指望祁大个子一人的力量太小。我已从另一条线着手，大范围大面积的发动群众，准备成立农会。运动嘛，本身不是少数人的事，必须组织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才能造成势如破竹的巨大威力。如果没有那地动山摇的吼声和山呼海啸的怒潮，反动势力是吓不倒也摧不跨的。到了那种火候，农民就会像勇士一样冲锋在前，叫祁驷民再多快活几天吧，你看行吗。”
“同意你的意见。清风寨还有几个小伙子，他们的父亲都是被祁驷民折磨死的，和祁驷民有着血海深仇，让他们也回去在亲朋好友中开展工作吧。”
“好的。另外我打算让薛先生到苏区学习一下。这个短训班主要是党的理论学习，薛先生出身好、根子正，又有文化知识，是地主老妖婆的使用下人，其母子三人干活抵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后又被强盗贩卖，苦大仇深，学习后亦可发展入党。将来清风寨那伙年轻人组成了游击队，她可帮助你开展政治工作，下一步我们暴动成功后，我将又到其他地方开辟新区，你会替我主持淮水镇党的工作，到那时，清风寨的事你就顾不下来了。所以我们要培养新同志。”
临走前，吴用之送给沈家儒三本书《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
兴奋和激动交织在一起，沈家儒热泪盈眶，他把书揣在怀里离开了吴家庄。来的时候可能是还有晨雾弥漫的原因，他觉得天空有些阴沉。可是这一阵儿雾气退了，太阳露出来了，使他顿时觉得天地一片明亮，万物出现生机。沈家儒昂首挺胸，大步流星向淮水镇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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