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东家恩仇记(尾声）

尾 声

1950年至1953年，对于刺林寨人和常剑阁本人来说都是极不寻常的三年。三年间，“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相继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夯实了基础，到1953年底，通过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已使地方基层党组织和各级民主政府如擎天柱石，稳如泰山。
在镇反运动中，薛永刚被人民群众处以极刑，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刺林寨人拍手称快。在土革改运动中，常剑阁把东家大院所剩下的三百亩土地主动交给人民政府，由县土政工作队接收分给了群众，刺林寨人欢欣鼓舞。在农业合化运动中，常剑阁又拉上几户困难家庭成立了互助组，在众多的农户中产生巨大的凝集力，使得全村人都向他靠拢，他索性带上大伙在农会的支持下，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常剑阁被推选为社长，可见刺林寨人对他仍是衷心拥护。从此时开始，常剑阁和父老乡亲们一同参加生产劳动、一同参加夜校学习，在新生的大家庭里为社会主义建设而不遗余力、增砖添瓦。
三年来，刺林寨人从镇反中的拍手称快、土改中的欢欣鼓舞到合作化运动中的衷心拥护，这三个时期的过渡，充分的显示了人世间善恶有报的必然结果。无数事实证明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刺林寨人之所以依然如故的拥护着他们昔日的老东家，绝不是脑子糊涂或感情用事，而是发自多年来内心深处的根本意愿。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正当常剑阁和乡亲们一道准备为建设新中国大干一番时，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53年农历腊月初，常剑阁带领合作社的劳动力在地头开挖排水沟时，一头栽倒在沟里不省人事，连续三天没醒过来，当沈家儒带着县城最好的医生赶到时，常剑阁已经停止了呼吸。
常剑阁去世后，他的二儿子常志文和三儿子常志武风尘仆仆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赶回来为父亲送行，可是家人们谁也料想不到，兄弟二人全是带着枪伤往回赶的。老二常志文奉命带土革工作队在东北山区驻村，被隐蔽的土匪打伤，持续半年之多，眼下仍没好利索。老三常志武随军南下后，奉命到少数民族和大汉人发生格斗的地方平息叛乱，中冷枪负伤，如今仍用绷带吊着胳膊。新中国成立后，地方上需要大批文武兼备的领导干部兄弟俩均奉命转业到地方工作。到地方后，党组织对他们以极大的关心，常志文被保送北京大学学习，毕业后党让他担任鞍山市第一高级中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常志武被广西省柳州市党组织送往省党校学习，毕业后领导让他担任柳州市食品公司副经理。而作为常剑阁的长子，常志斌对父亲的不幸去世却无缘知晓，更谈不上回来送行，落下个终生的遗憾。
这一年，常志斌身在孤岛台湾，虽然没受皮肉之苦，但其心灵的创伤比起两个兄弟来要更为难受。到台湾后的这几年间，且不说政治困境，仅囊中羞涩而困难重重，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一个人微薄的薪水养活着母子五人，日子过得极为艰辛。此时，国民党残兵败将飘落台湾的总人数有两百万人之多，这对于一个当时只有六百万人的省份来说，因多了三分之一的外省人，而所带来的危机可想而知。军政人员的就业问题，光棍军人的成家问题，官员子女的读书问题以及蔬菜食品和其它日用品的供应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台湾当时所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时间，孤岛上下通货膨胀，物价暴涨，社会混乱，人心不稳。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拿不到薪水就只好寻找挣钱糊口的门路。在台北、高雄，那些大街小巷里卖烧饼的、做小生意的人群中，党国的功臣们，军队的精英们大有人在。还有一些伤残的老兵们苦恼之下，借酒消愁，他们隔着大海遥望着故乡，跪在大海边失声痛哭，还有那些睡在海滩上任海水浪花吹打之人无计其数，以此想把所有苦恼冲刷下去。他们心里都十分清楚，什么时间能和家人再次团聚，只恐怕永无可能。常志斌同样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回顾常志斌的政治仕途之所以能扶摇直上，无非是遇到几位识马伯乐的提携和重用，从张克侠、白崇禧到陈诚，汤恩伯，无不对他委以重任。可现如今，这四个曾经慧眼识马的伯乐现如今怎么样呢？并不怎么样。老实说，常志斌还想再次指望他们帮忙已经没有可能了。张克侠起义后成了共产党的将领，开始了他人生之路的新起点。因为不在一条船上，想拉他也够不着了。白崇禧退到台湾后一直受到蒋介石的排斥，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北复职，5月便任命白崇禧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7月又被聘为国民党政选委会评议员，两个空头衔取代了大实权，从此失去了国防部长的职权。此时，白崇禧即便想帮常志斌也无能为力了。
再看汤恩伯，蒋介石历来都瞧不起他，只碍于此人在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而委以重任。可是，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被共产党打得稀烂后又丢了上海，他这个总司令能逃其咎吗？因此，败退台湾就一直闲赋在家，后来蒋介石虽然给了个战略顾问的闲差，可屁事不挡，只算是有份薪水而已。那时的汤恩伯是泥菩萨过河，连自身都保不住了，哪还能顾着常志斌吗。
想来想去，常志斌觉得，唯一能帮助自己的只有当年的老上司，参谋总长陈诚。1954年，在蒋介石的支持下，陈诚被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再加上他与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因此办起事来成功的机率很高。无可奈何中的常志斌和妻子商量后，花去重金，找了几个当年在一起为陈诚效力的老同事共同说情，问题总算得到解决。
其实，常志斌的要求的确不高，只要在合适的单位有个工作就可以了。那么，什么是合适的单位呢，对这事常志斌有一个不原让别人知道的想法。
常志斌觉得，自己和蒋家王朝的那班人，压根就不是一股道上的人，只可叹，当初只凭着杀敌报国的决心，阴差阳错的参加了国民党军队。错就错吧，在此后政治生涯中只要不昧良心，对得起民族大业就成，即便是走错了路，别办错事倒也感觉问心无愧，谁能知道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每每想到这里，常志斌便追悔莫及。于是，他打算远离这个独裁的政府，到美国去谋职，眼不见为净，当时台湾政府在美国的几个大城市都驻有办事机构，常志斌唯独看中了洛杉矶。因为洛杉矶离中国最近。
在洛杉矶谋差，常志斌不但有自己的打算，并还有个有利的条件，老岳父黄鼎九在洛杉矶的花旗银行存了一笔丰厚的金钱做为女儿的配送嫁妆，他计划用这笔钱为自己两口子买两份养老保险，一份台湾的保险，一份美国的保险，防止晚年的生活困境。其次是和自己一起赴台的好多人都盼着国共两党能再次合作，只有这样，大家才有望与家人团聚。然而，难遂人愿，从当时两党剑拔弩张的形势看，此事绝非短期内所能办到，或许永无可能。那么，美国就不一定了。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年至1954年间，已有不少国家与之建交，尽管中美关系眼前僵化，但两国通商，打开贸易之大门势在必行，说不定大陆的第一代领导人们就能促其成功，一旦到了那时，从洛杉矶飞回大陆探亲，岂不是捷径一条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国民党当局嚣张的反共背景，常志斌能持那样的想法实在是有远见，同时也说明他等待时机回乡团圆的坚定信念。于是他在陈诚的帮助下，便在台湾政府驻洛杉矶办事机构长期待了下去，并于退休后把全家的户口迁到了洛杉矶。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形势果真如常志斌所料，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两国关系之门打开，常志斌利用第一时间从洛杉矶发信与家人取得了联系。他通过二弟常志文找到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副部长兼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的张克侠了解到，当初担任淞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少将参谋长王之师（原名王前），是共产党潜伏在敌人心脏的民主党派友好人士，领导赋予他们重点任务之一，就是保护常志斌的人身安全，王前将军离休前，曾在北京军区担任领导工作。常志斌得到这个消息后，对共产党十分感激。
进入九十年代，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良好，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与美国洛杉矶市建立了友好的城市关系，河南省主要领导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洛杉矶时，常志斌满怀着喜悦的心情组织当地华人举行仪式，欢迎家乡亲人的到来。1995年，终于如愿以偿，常志斌第一次回到了阔别六十多年的家乡，地方政府给以热情的接待。常志斌心潮起伏，难以平静，在他的心目中，家乡依然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温馨，那样的让人留恋。
在探亲期间，八十多岁的常志斌身板硬朗，精神焕发，一连几天走亲访友，仍不觉劳累，老先生完全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和幸福的喜悦之中，只可惜当年的老师、同学、同事、知己都已驾鹤西去，无法见面，他只有在心中向他们表示默默的祝福。在老家的这段日子里，常志斌深切的感觉到家乡的那种人与人之间淳朴的情感，真诚的友谊，相互间的谅解，和彼此的包容在国外感受不到，他不由得从内心发出感叹：“唉，故乡啊故乡，大洋彼岸的游子们是多么的思念您啊，请您放心，我们这些当儿女的虽处天涯海角，但都会向往着和亲人团圆。
常志斌老人的助学金发放仪式如期举行。
然而，在兴奋之余，常志斌内心深处却感到阵阵痛楚。他看到和听说，一连四年的洪涝灾害，家乡田地基本绝收，乡亲们家徒四壁，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尤其失学儿童逐年增多，更让老先生叹息不已。于是，他决定伸出援手，每年给家乡子弟发放助学金，具体措施如下：初中生300元，高中生500元，大学生800元，本科生1000元，研究生2000元，以实际实惠的行动帮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常志斌军人作风，雷厉风行，1999年10月，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他从洛杉矶飞回祖国，在其兄弟常志文、常志武二人的陪同下回到刺林寨来了却心愿。会议在刺林寨行政村会议室召开，老支书梁耕耘将活动安排得喜庆而认真，与会人员情绪高涨，自始至终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会议上，市教委、镇政府均派领导参加。这天中午，常志斌掏腰包在刺林寨风华酒店设盛宴款待地方领导，学生家长和学生代表。酒店内高朋满座，宾客盈门，大家用极热烈的掌声欢迎常老先生讲话。常志斌心想，也是啊，盛情难却嘛，说就说吧。别看常志斌六十多年不在家，但浓浓的方言更拉近了他和乡亲们的距离。
“父老乡亲们，同学们，我老头子谢谢大家的掌声，不起来不说两句吧，你们是不依的，那我就说上个三五句吧。一、从今年开始，助学金一直发到我老死为止，这是第一句。二、如果哪个学生到美国留学，请告诉我，在那里的费用我来出，这是第二句。三、我回来了两次，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老家的节约风气丢掉了，但今后不能丢，所以，我希望今天中午，吃不完的饭菜请大家伙全打包带走，不能扔掉，我告诉大家，在台湾、在美国、在海外好多地区都是这样，而咱们老家为啥不能这样呢，好了，就说这些，开始吃饭。”人们料想不到，常志斌竟用了这么几句家常话结束了他的发言。
其实，常志斌老人并不富裕。当上军官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妻子没有工作，他一个人养活着母子五人。这四年的助学金是他用自己和老伴在台湾的那份养老金来发的。四年来共计发放助学金虽然只有近二十万元人民币，但他已是倾其所有。金额虽然不多，这在当时四年遭灾的偏远农村，一个农民工一天只有十块工钱的经济条件下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
四年后，党中央实行“两免一补”政策，随后又取消了农业税和特产税的征收，老百姓的日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于是，大家找代表写信，请常志斌不要再向家乡发助学金，家乡的亲人们都知道他们在美国过的也是普通平民的生活，并不是腰缠万贯的企业家。
活动仪式结束了，常志斌满载着家乡父老对他的深情祝福，胸怀着他对故土的无比留恋，踏上了返回异国他乡的行程。首次助学金发放活动顺利结束了，但是，那暖人心房的感人往事、艰难困苦中的滴水之恩，在老百姓中青史留名。大家坚信不疑，这种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必将转化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去激励、启发、鞭策和鼓舞学子们好好学习，不断进取，全面掌握科学技术，为建设美丽、强大的中国而顽强拼搏。